• 2009-09-12

    读长诗Ⅱ•聂鲁达/《马楚•比楚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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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hu_Picchu 

     

        《马楚•比楚高峰》,中译本很难懂。后来读吴守琳《拉丁美洲文学简史》的译文(只有片段),才发觉原诗不难懂,是译本难懂(下面引用的是王央乐译本,部分片段则用吴守琳译本)。

    《马楚•比楚高峰》写得好,全世界公认。但我以为,《马楚•比楚高峰》的败笔,比它的好处,更有价值,更耐人寻味。它的败笔,暴露了现代诗人写长诗的困境。

    第一,开头。《马楚•比楚高峰》的开头,王央乐译本作:

     

    从空间到空间,好像在一张空洞的网里,
    我在街道和环境中间行走,来了又离开。
    秋天来临,树叶舒展似钱币,
    在春天和麦穗之间,是那最伟大的爱,
    仿佛在落下的一只手套里面,
    赐予我们,犹如一轮巨大的明月。

    吴守琳译本作:

     

    我在空荡荡的街道上行走

    除了空气还是空气。

    街道像一张撒开的大网,

    秋天降临,寒风吹落满地钱币似的枯叶,

    春夏之交,沉甸甸的香蕉和麦穗,

    像倒挂的手套垂下来,

    柔情的大地赠给我们这弯月形的礼物。

     

    开得太平板,没有力度。开头,古代叫“发端”。古人论“工于发端”,举谢眺的“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杜甫的“带甲满天地,胡为君远行?”,王维的“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为代表。比较起来,聂鲁达就差了许多。

    第二,过渡。《马楚•比楚高峰》12节,2-5节是离题的,在沉思灵魂、生命、死亡等,跟马楚•比楚高峰关系不大。其实也不能算沉思,因为说的都是人人皆知的空话,而且啰嗦,如“生灵就像玉米,从过去的事情的无穷谷仓中/脱粒而出”,“人是什么?在他说话的哪个部分,/在仓房和嘘声之间,展开了生命?”删节或具体一些会比较好。

    第三,结尾。叶兹说,好诗要自然而然地结尾,就像啪嗒一声关上盒子。意思没错,但我以为比喻不好,会有误导——好诗应该尽量开放,关上盒子,就断绝了意蕴的多种可能。杜拉斯《情人》的结尾,让男主人公打了一通电话,声称要爱女主人公爱到死,貌似动人,其实败笔,因为把小说的世界封住了。杜拉斯后来也后悔,不过,人都有炫耀自己魅力的欲望吧,后悔归后悔,改还是不改。《马楚•比楚高峰》也是如此,诗行到中间,缅怀旧事、登临山水、神会先辈,万象沓来,却笔锋陡下,归结于阶级斗争的慷慨激昂。这就未免修剪得太单行道了。诗人得学会控制自己的一孔之见,不妨碍笔下世界的生长。聂鲁达显然没把握好。没把握好的原因,是聂鲁达自己想得不深,写得也不透。《马楚•比楚高峰》多次出现用手伸入大地的描写,如“我把混沌而甜蜜的手/深入到大地最能繁殖的地方”,“让我的手伸进五光十色的光辉,/伸进石块的黑夜”,貌似深刻,其实是聂鲁达写到这里不知道怎么深入,只好不断重复(北岛的《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云:“我寻找砌在墙里的传说/你和我被遗忘的姓名。”胜过聂鲁达多矣!)。郭沫若的《天狗》也是如此,开头一通高调:“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写到后面不知如何深入,只好啰嗦了一句:“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了事。这种关键处,杜甫所谓“篇接混茫”,临门一脚很重要,最能见诗人的真功夫。聂鲁达和郭沫若都缺乏这本事。

    第四,结构。讲完开头、过渡和结尾,现在可以讨论结构。《马楚•比楚高峰》文字很精警,特别是那些超现实主义色彩的部分,但结构很呆板:先是谈生命、谈死亡、谈意义,最后来到马楚•比楚高峰朝圣,恍然大悟,得道成仙……这是西方“寻找圣杯”的俗套(瓦雷里的《海滨墓园》也有这毛病),也是中国八股(如杨朔散文)的烂规。现代长诗面临的一大难题,正是如何安排结构。短诗不必考虑叙事问题,长诗则迫切需要,否则很难支撑起一个大的结构。但十九世纪小说的兴盛,迫使长诗(特别是长篇叙事诗)必须转型——在现代用《荷马史诗》方式写长诗,写不过《卡拉马佐夫兄弟》也写不过《百年孤独》。艾略特的《荒原》探索多重叙事的组合,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开创,而聂鲁达则全无此敏感。诗友戏称聂鲁达为“十九世纪的诗人”。的确,聂鲁达虽受超现实主义影响,诗观基本还是十九世纪的。如何安排长诗的结构,最大程度地浓缩诗性内容,今日仍是现代诗人的最大挑战。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昆德拉的小说理论,略萨的结构现实主义小说,虽是针对小说文体,我以为对写长诗也是有启发的。

    第五,缺乏对恶的认知。泰戈尔获诺贝尔奖,叶兹出过力,但他对泰戈尔有一个批评:“缺乏对恶的认知”。在我看来,这是对一个诗人极其恶毒也极其致命的打击。泰戈尔诗飘渺空幻,华而不实,根底就在“缺乏对恶的认知”。这个批评也适用于惠特曼。聂鲁达早期受惠泰戈尔,中期取法惠特曼,一样有此病。大千世界,三教九流,光有善良的眼珠子看世界,就会看不清,成为俗套的甜美,廉价的安慰。在聂鲁达的《诗歌总集》中,拉丁美洲人民都是好的,是“大地上的灯”;独裁者及其政府都是混蛋王八蛋,是“野兽”——却不道及这些“野兽”都是从“大地上的灯”中冒出来的。如此粗浅立论,自然写不出暴力和权力的复杂,更写不出拉丁美洲的辽阔驳杂。仿用卡夫卡批评狄更斯的话,聂鲁达在热情洋溢的背后,潜藏着心智的肤浅。或许有人会说,非黑即白,本是政治诗的模式,不应苛责。不对。《麦克白》,据考证是莎士比亚赶写出来阿谀英王詹姆士的,开篇丑化女巫,就是为了迎合当时大肆镇压女巫的詹姆士。但那些女巫,写得很等神采飞扬!在《麦克白》中,即使是心狠手辣的女主人公,莎士比亚也能写她行凶之前的动摇:“若非他睡时很像我的父亲,我就下手了”。莎士比亚谄媚国王,理不直气不壮,却写得摇曳生姿;聂鲁达赞美底层阶段,光明磊落,为何如此干瘪?答案是清楚的。

     

    2009-9-12

     聂鲁达诗歌链接:http://blog.cnfol.com/fangzhenshenghuo/article/12138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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