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洞里数数的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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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觉现象学》（1945年）屡屡拿起，屡屡放下，看不太懂。一是自己心理学的书读得少；二是当时的梅洛•庞蒂与萨特一样，属于传统“哲学家”，论证冗长，思路落伍（接触结构主义后，他才开阔起来）。但始终不能释手，是《知觉现象学》专门探讨了“身体”。读了它，才醒悟福柯《规训与惩罚》的“身体-主体”，最直接的起源正是其师梅洛•庞蒂，而不是尼采。

下面是读时的联想，其实与《知觉现象学》本身关系不大：

1.“我”是一个生命的整体，就如软件和硬件；“我的身体”则是一种物质，就如硬件。

2.“我的身体”是“我”的第一工具，也是第一“操作领域”。

（1）从婴儿起，“我”逐渐学会“操作”自身，进而试图把其他身体和身外世界也当作工具。“工具意识”是一种前意识，也是生存的基本条件。

（2）操作自身，其实是一种艰难的并且不断学习的过程。正如戈夫曼所云：“个体现在很容易履行的几乎所有活动，有时都需要动用严肃的努力。行走、穿越马路、造句、穿衣、系鞋和填写表格，所有这些现在不需要思考就能很好履行的惯常活动，是在过去通过一个习得过程而达到的，而这些过程的早期阶段的商定则充满着艰难。（转引自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P63）”精神病人就是“操作崩溃”的例证。

3.“我”对“我的身体”的绝对控制，是“我”操作他人和世界的原型，也是“我”意识到存在“他者”的一个原因。

（1）“我”对“我的身体”的操作，仿佛如臂使指，是一种绝对权力，虽然大多数人不会意识到这一点。

（2）从婴儿起，“我”在学习操作自身的同时，也会尝试“操作”他者。操作受挫，“我”于是意识到他者的存在。

（3）对自身的绝对控制，是“我”操作他者的欲望原型。婴儿通过啼哭来操作父母，即戈夫曼所谓“印象控制”，便是操作自身模式的一种转换。

4.“我的身体”是社会化的身体，是被“我”和社会双重控制的身体。

（1）从一出生，“我的身体”和“我”一样，都被纳入社会系统中，被规训与惩罚所塑造。

（2）在意识上，“我”认为“我”绝对控制自身；但现实中，“我”只有相对控制权。为维持生存，“我”必须把自身租给部落、奴隶主、公司、单位、家庭等社会群体，即所谓“身不由己”。这是一种双重控制：社会借助“我”对自身的绝对控制权实现对“我的身体”的控制，就像中央政府通过封建主来控制农奴。

5.“我的身体”是“我”的第一日记。每一个体都必须借助记忆来维持自我的同一性，而“我的身体”是“我”最直接也最确凿的“日记”。“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苏轼），“二十馀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陈与义）。有“我的身体”在，记忆也就有所凭依——设想存在一种没有身体的“我”，我们就更能看出作为“日记”的“我的身体”的重要性。

6.“我的身体”的维护成本，是“我”计算生命成本的重要参考。这一点吴思在《弯腰下跪：命-财关系曲线》和《血汗替换率：当代中国的人性计算》中有精辟发挥。

2009-4-26上午  志新村麦当劳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