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04-06

    社会人类学札记第十三⊙弗洛姆/《对自由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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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分析学”与“社会人类学”

     

    读吉登斯怎样融合“精神分析学”与“符号互动论”,印象深刻。他采用埃里克森的理论,认为人自婴儿时期便处在生存安全的“焦虑”中,由此发展出“基本信任”这样一种“保护壳”。在此基础上,吉登斯指出,戈夫曼倾注一生研究的“互动仪式”,正是一种人类经过艰苦训练得来的“保护壳”(或曰“惯习”,或曰“第二天性”,或曰“库存常识”)。正如戈夫曼所云:“个体现在很容易履行的几乎所有活动,有时都需要动用严肃的努力。行走、穿越马路、造句、穿衣、系鞋和填写表格,所有这些现在不需要思考就能很好履行的惯常活动,是在过去通过一个习得过程而达到的,而这些过程的早期阶段的商定则充满着艰难。”(《现代性与自我认同》,P63)在社会人类学中输入“精神分析学”,实在有一种惊人的锐利。

    重读弗洛姆的《对自由的恐惧》(1941年初版),有些收获。霍弗的《狂热分子》(原名《忠实信徒:论群众运动的特质》,1951年初版)主题近似,一并在这里讨论。

     

    ▲自由与趋利避害

     

    本书的一个缺陷,是弗洛姆在“自由”、“个性”等启蒙主义概念上展开讨论,却对概念本身不加检讨。他在这里讲的“自由”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实际层面的自由;一种是理想层面的自由。两者是混用的。

    对常人来说,自由与生存,哪一个重要?生存。趋利避害则是生存的法则。趋利避害促使我们从自由中获得好处,而避免坏处。或者,促使我们从奴役中获取好处,而避免坏处。

     

    ▲“混乱”与“秩序”

     

    《对自由的恐惧》的论据,主要来自现代德国。弗洛姆认为德国人选择希特勒,是为了逃避自由。这说法缺乏说服力。希特勒之前的魏玛共和国并不是一个自由民主社会,而是一个半瘫痪的无序社会。在其前后两端站着俾斯麦和希特勒。魏玛共和国的瘫痪和混乱,已经严重威胁到德国人的基本生存。德国人希望从希特勒回到俾斯麦时代,就像法国人想从拿破仑第三回到拿破仑时代一样,思路很清楚。所以,对于德国人来说,是选择“混乱”还是选择“秩序”的问题,而不是选择“自由”还是选择“奴役”的问题。

     

    20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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