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11-03

    萨特吹牛骗鬼,李贺食蛙嚼龙——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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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部日本电影,叫《楢山节考》,导演今村昌平,拍日本的山民,拍得如同动物一般。春天来了,跟蛇、蛙一般发情交媾(《周礼》叫“仲春之月,令会男女,奔者不禁”)。冬天到了,就生崽。老娘老了,背到山里一丢……生命周而复始,循时而做,习以为常。看得你后背发凉。

    这个今村昌平,是日本大导演小津安二郎的助手,但两人志趣不投,小津细腻优雅,嫌今村粗俗,很讨厌他。一次,今村写了一个剧本,给小津审查。小津看了后,厌恶地问:为什么你总想拍这些蛆虫一样的人?他回答:“我将书写蛆虫,至死方止。”

    人生一世,蛆虫一次,周而复始,今村昌平的回答比我们绝。

    沧海桑田,朝代更替,这是生命的“巨循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这是生命的“大循环”。十月怀胎,一朝落地,这是生命的“中循环”。白天起床,夜晚上床,这是生命的“小循环”。“人生无处不循环”,违反常识的,不是循环论,而是进化论!

    现在我们知道,生命是进化的,常识错了。正如几百万年来,人类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平面世界上,直到爱因斯坦才知道,其实我们生活在一个曲面世界里。

    常识只是常识,不一定是真知。

    真知,或者直接说科技,是人类的第一知识,没有一个社会能没有它,否则面包哪里来?有一派势利眼,说中国没有科学,这就是胡说了。炼丹术、房中术、磨豆腐,怎么不是科学?那些都是“原科学”。你不能说,制造“神八”是科学,制造石器就不是。万丈高楼平地起,没有石器,哪来火箭?

    这个世界的知识,一曰“真”,一曰“善”,一曰“美”。所谓“真、善、美”,“真”是第一位的。这不是乱排座次,没有“真”做基础,“善”可能变成“伪善”,“美”可能变成“虚美”。

    萨特的胡说八道,与李贺的虚无感,原因很多,但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缺乏真知的制衡,或者说,没有科学作对应物。

     

     

    真知的一个特征,是“兼容”,表现则是“进化”。

    我们造了石器,然后造了铁器,然后造了火器,然后造了计算机。造了铁器的社会,肯定能造石器,造了计算机的社会,肯定能造火器。用window2007,肯定能打开window1997的文件,但你要颠倒过来,不行。更没听说过原始人能造计算机。

    真知是不断积累,不断发展的,向大地、向天空、向宇宙、向微观世界,不断拓展。1492年,发现美洲。1498年,航海到达印度。1969年,人类上了月球。

    我们的时间,也随着科技不断向过去与未来双向膨胀。没文字的原始人,关于过去的知识,不超过五代。人类学家发现,非洲土著讲人类诞生于一棵大树,那棵树还在,他估计不过一百年树龄。有文字的古人,比如庄子,知道老子、孔子和黄帝,也不过几百年。到了我们,已经上溯到一百五十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爆炸后一分钟发生了什么,我们都知道了。

    讲中国史,都说是“停滞的帝国”,二千年来没变化。这是错的,地球在动,中国怎能例外?一部中国史,进化的车轮滚滚向前。老中原在哪?山西一带。新中原在哪?河南一带。现在的“中原”在哪?

    以前,要看出生命的进化轨迹,得好几代人,现在不需要了。周有光先生,现代作家沈从文的连襟,活到现在一百零六岁。他出生时,铁路轮船刚引进;成年时,日本飞机狂轰滥炸;中年时,我国的原子弹爆炸。现在呢,跟我们一样,上网,玩微博。我们这一代就更不用说了,1992年,网络开始,2007年,脸谱和微博诞生。现在,我们目睹它们彻底改变了世界:阿拉伯之春、英国骚乱、占领华尔街……

    科学就是这样一个浩浩荡荡的进化系统,有了它,循环论才被证伪。原来,进化是九个指头,循环只是一个指头。

    由此我们很容易想象:那些缺乏或者贬斥科学的文化,很难抵挡循环论。

     

     

    没有科学,社会不能生存。但不妨碍社会贬斥科学,“真、善、美”是经常内讧的。中世纪,天主教烧死了布鲁诺,这就是“善”的宗教对“真”的科学的围剿。科学与宗教的恶战,持续了几千年。

    科学不但跟宗教冲突,而且逐渐跟文史哲这些人文知识分离。英国学者斯诺,痛心于科学与人文的分离,写了一本书,叫《两种文化》,呼吁双方沟通。这分离,现代比古代激烈,因为学术越做越细,通才越来越少,文艺复兴式的巨人,如布鲁诺、笛卡尔、达•芬奇、歌德等,一个人通好几门学问,现代已经很难。大家于是画地为牢,甚至自欺欺人。萨特这种哲学骗子的出现,就是这背景。

    科技与人文的分离,中国比外国激烈,也更古老,因为我们有传统。中国的科学,阴阳五行、房中术、炼丹术什么的,叫“方术”,人文知识,四书五经、诸子百家、诗歌辞赋什么的,叫“学问”。在我们这,“方术”名声很臭,就知道骗秦始皇、汉武帝弄长生,成何体统?君子耻与之为伍,认为是“小器”,不算“学问”。人文跟科学,也就分道扬镳了。

    从此,知识分子的“名利场”,最高进士科,不考方术,考诗赋或策论。学者李零说,古人读书,原先是“有学无术”,后来独尊儒术,科举一头独大,更变为“不学无术”。

    这样的结果是:真与善分离,也与美分离。

    中国知识分子的虚无感如此强烈,这是很大一个原因。因为缺乏科学知识,只有人文知识,就挡不住循环论,再加上非神论的文化取向,生命虚无感也就格外的强。

    王小波批小说家张爱玲,说她有一种“幽闭情绪”,根子在中国社会,很对:

     

    更大的噩梦是社会,更准确地说,是人文生存环境。假如一个社会长时间不进步,生活不发展,也没有什么新思想出现,对知识分子来说,就是一种噩梦。这种噩梦会在文学上表现出来。这正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这是因为,中国人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在生活中感到烦躁时,就带有最深刻的虚无感。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明清的笔记小说,张爱玲的小说也带有这种味道:有忧伤,无愤怒;有绝望,无仇恨;看上去像个临死的人写的。

     

    在我看来,作为一个读书人,李贺比萨特值得同情。萨特是不懂装懂,欺世盗名,李贺不是这样。除了四书五经、诗云子曰,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别的学问。那时人读书,科学也就是学学天干地支,属于科学的“小学水平”,然后读诸子百家,这是人文的“大学水平”。我们的前辈,智力上是畸形儿童,人文发达,科学残缺。

    形势强于人,李贺能怎么样?

    我鄙夷萨特,而同情李贺。

     

     

    人文与科学的分离,对作为人文学一支的诗歌,有何影响?

    在我看来,不但有影响,而且影响很大。

    由此,诗歌丧失了一种发展的可能性。诗歌的领域很广阔,有的跟宗教有关,有的跟政治有关,有的跟八卦有关,有的跟感情有关,没必要都跟科学拉拉扯扯。但是,如果一个文化的诗歌,统统跟作为第一知识的科学没关系,那就是不正常的,甚至是畸形的了。

    诗歌跟科学有关系,不见得是支持科学、赞美科学,也可以是反对科学、诅咒科学。赞成或者反对,都是一种关系。在西方,这两类诗歌都有。理性主义诗歌的代表如普伯,讴歌牛顿:“上帝说,要有牛顿,于是有了光。”浪漫主义,如前所述,是反抗“理性主义”的一个运动,他们的靶子就是自然科学,他们的撒旦之一就是牛顿。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布莱克,讲起牛顿就咬牙切齿。大抵来讲,欧美自浪漫主义以下,都把痛斥科学当作头等大事。这种情况,中国没有,我们这的诗人,压根儿没想过有这种事儿去操心。里尔克骂科学,他的弟子冯至,一句不提。

    下面要讲的,是欧美诗歌与科学“不得不说的故事”,以及中国诗歌与科学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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