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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天爬山,在八仙庙里,见一个神都磕三个头,这是习惯,倒不是信神。

            结果今天读赵承炳,发现他很敬神,日记里写到神,都做抬头,也信鬼神之说,这个杀人不眨眼,酷刑司空见惯的县长大人,居然是正儿八经信神的。

           我又意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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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日记很长,每天读一天,对赵承炳都有一点新的发现,就像一个朋友,交往越多,越有新的发现。

            以前读过几个清代县官的日记,动不动,咬文嚼字,抄几首诗,很酸腐,赵承炳没有,以为他不那么文,慢慢读才发现,他心情沮丧,也是借诗消愁的,后面的离愁别绪就多了起来,估计他的诗歌另外抄了,没放在日记里。

           他大概是现在的副处级,可以代理县长,但是没有实际的职位,这事儿,估计很郁闷,辗转了好几个地方,都上不去,所以突然在听到了上头可能提拔他时,感叹了一大篇,意思是领导重视很好,但要依靠自己的能力。期待之情,又害怕是期待而已,跃然纸上。这时的他,已经四十多岁了,也不是小年轻了,还这么激动……以前路上捡到过一个笔记本,一个高二的小男生发誓要如何如何,跟他差不多口吻。

            势与利,是男人的春药。因为我们都在等级的罗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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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山的中途,在一家道观吃饭。这个道观叫八仙庙,住在这里的,却是一个尼姑。道观很小,一个小火柴盒,藏在山里,清朝就有的,人们说,拆了建,建了拆,有时住了道士,老了,死了,埋在后面(但我没有找到坟墓),然后几十年没有人来,荒了。这尼姑,四年前来过,住了几个月,走了,问她,她说是去读书了。哪里读书?广州佛学院,后来因为个人资助,去了印度。问她是不是蓝比泥,说不是,就是新德里。我说,那里没有多少佛教徒啊,而且你会印度话吗?她说不会,也不出去,就是做论文,她的论文还没做完呢,就回来了,不过不打算去了。问她论文怎么做,她居然脸红了,支支吾吾,说跟我们大学的一样。出家人也受这种俗事,哦,我们躲在学校里的,也是出家人呢……问她学什么佛经,居然学的是巴利文,前阵我读了不少巴利文的译本,向她请教,她向我推荐了圣言法师的译本,等空找来看看。

           她是南方人,打算在这里终老了,觉得这里安静,慢慢做她的论文。因为是爬山,根本不知道有庙,但吃饭的功夫,来了不少人拜庙,一人拿一个白菜,或者一个柚子。她注意到她有一个小地窖,可以放白菜。庙前就有泉水,我喝过,很干净。她不是一个人,和山里的一个农妇和她的小儿子一起。小儿子脸冻得红红的,流着鼻涕吃一个红苹果。其实,我很好奇,她哪里来的钱,那些香火钱肯定不够,但这,不方便问,不过,人总有人的活法吧,也许只是不熟悉,才神秘了。我知道,明清的道士与和尚,其实都是国家管起来的,也不是完全自由。

          不过,想想她到了冬天,大学封山,一个人关在一个洁白的世界里,写她肯定没有三四个人看的佛学论文,回忆她从北京到广州,再到印度,再回中国,那路上丧失了的时间,是不是也有一些温暖呢,我这么想,说明我到底是一个诗人,不是一个佛者……

  • 2011-12-03

    爬延庆莲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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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有计划,写书也有计划。读书的计划,总是能完成。写书的计划,几乎全废了。屡败屡战,再列一个新的写作大纲:

           1.  知州余发林与他的衙役,1775年(主要材料:刑科题本)

           2.  寡妇何陈氏,1818年(主要材料:刑科题本)

           3. 乐安城的把总何秉钺,1893年(主要材料:日记、奏折、口述自传)    

           4.  代理知县赵承炳,1898年(主要材料:日记)      

           5. 女传教士某某,1914年(主要材料:信件)     

           6. 苗族神父某某某,1941年(主要材料:口述自传)

           计划每一篇写8000字,一个月写一篇,明年7月完成。惟一的遗憾,是小人物还不够多。希望这个能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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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承炳的上司,姓冯,广西人,军人。琢磨了一下,估计是冯子才的部下。1887年,冯子才带部队来海南打仗,雁过留痕,海南大批干部都变成了广西人。三十年后的1913年,夏思痛来海南,到处遇见广西人,还有一个三亚的警察局长,来海南三十年了,都变成了海南人,准备老死了。打仗也是一种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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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读历史,1969年珍宝岛冲突,苏联一片恐慌兼愤怒,要报复中国。有的说要丢原子弹,有的说要出兵占领东北。但是怎么对付“人民战争”呢,这是当时我们宣传的口号,就像金richeng宣称“总体战”使得他打败了美国一样……

           这个“人民战争”,社会帝国主义貌似很害怕……

           其实,这个"人民战争",是古已有之,秦始皇奖励耕战,就是举国体制。王阳明也搞过。最晚搞也最成功的,就是曾国藩,主席的老乡,我们叫做“团练”,就是"人民战争"的晚清版。搞团练,就是每个村子的每户都出一个男子,发给武器,参加练兵。

           为什么想起这个?很简单,赵承炳被派去缴费,那个地方穷得鸟不拉屎,大军不能久留,怎么办?大清帝国的成功经验,就是曾国藩的“人民战争”,所以赵承炳就是去搞团练了,日记里写得很详细,怎样练兵的,都写得很清楚,难得的史料。

           哎,做这个历史,又毁了我的一个童年梦想,“人民”!什么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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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荷马害了中国?】

     

    高中就知道,西汉的张骞通西域,搞出了“丝绸之路”,到了东汉,班超再次打通西域,并派了部下甘英去联系大秦,也就是罗马帝国。甘英千辛万苦,到了地中海边上(有人说是波斯湾),见大海茫茫,就没过去。中国与欧洲的直接联系,由此晚了一千多年。现在大家引以为恨。
    后来上大学,从《晋书四夷列传》里,读到甘英被阻的一个小细节:
     
    (甘英)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怀。若汉使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
     
    一见这话,当场我就阵亡了!
    这个“思慕之物”,是啥?懂点欧洲史的都知道,就是“塞壬”,希腊神话里用歌声诱惑水手的女妖!这典故,我特熟悉,因为高中爱看日本漫画《圣斗士星矢》,里面就讲到塞壬。荷马史诗之一的《奥德赛》,大英雄奥德赛也遇到了塞壬。水手们都用蜡丸堵住耳朵,但奥德赛想听,又怕自己受不了诱惑,被拖下水去,于是恳求水手把他绑在桅杆上,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放他下来……
    荷马这个盲诗人,是欧美的“诗歌之王”,他的《荷马史诗》,作于公元前六世纪,到了甘英时,六七百年了,地中海沿岸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荷马这个坑爹的,坑了甘英,坑了大汉帝国,毁掉了我们与欧洲文化交流的一次良机……荷马这货,罪莫大焉!

    神话、历史与诗歌不分家,本是古希腊人的一大特点。荷马史诗,当时欧洲人以为是真事,倒不是要故意哄骗甘英。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写了一本《历史》,批评希腊人历史与神话不分。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则写了一本《诗学》,讨论诗歌与历史有何不同。这些批评,恰恰说明当时人的混淆之深。

    神话与历史拉拉扯扯,勾勾搭搭,其实哪一个文化都搞过。欧洲有《荷马史诗》,印度有《罗摩衍那》,我们的《诗经》也有一点雪爪鸿泥。但是,我们的“先秦理性精神”太发达了,怪力乱神什么的,删得太干净,搞得现在想读上古神话,只有一本《山海经》。

    希罗多德想干的事儿,我们早干成了。学者顾准造了一个词,叫“史官文化”,意思是在先秦的中国,理性发达,史官地位高,很早就从“巫卜文化”里蜕变出来了。神话与历史分家,所有的文明都要走这条路,但我们比较早,写《春秋》的左丘明,跟希罗多德同时,是春秋时期,那时我国的史学已经进入“中级阶段”。

    至于历史与诗歌,原先也是一家子。上古没有文字,记事全靠一张嘴,所以韵文很重要。比如,佛教兴起后,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的儿子要南下锡兰传教,没有文字,怎么传?就找了一批记忆力好的僧侣,反复背诵,滚瓜烂熟之后,就去了。背诵的,当然是韵文,散文怎么记?韵文不一定是诗,但古诗肯定是韵文,自由诗都后起的。所以,历史与韵文分开,文字就算不是“挑拨者”,也是“催化剂”!

    我的同事是做史学的,自豪地跟我讲:中国史学,世界一流!这话不是吹牛。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物理学、化学等,我们搞不过洋鬼子,但我们有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刘知几等史学大家,毫不逊色。同时你要看历史,就会发现,只要是大帝国,史学都不错。比如古埃及,其实倒了霉,先是亡了国,灭了文化,最后亚历山大图书馆又被凯撒一把火烧了,否则史书也是浩如烟海的。

    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大帝国财力雄厚,最有资本搞“历史文字工程”!文字与史书,现在大家日用而不知,古代可是昂贵玩意儿:得有人造,得有人教,得有人学,得有人写,得有人造书写工具,还得雇一大堆人管理档案……样样都是钱呢!你以为穷鬼玩得起“爱疯死”啊?大帝国才有这资本!

    前几年去看展览,到商代青铜器展区,一看:气象森严,精妙绝伦,怎么看怎么值钱!再到古希腊文化展区,小人小马小刀枪,陶器七八件,残破不堪,顶个屁?古希腊山多地窄,最大的城邦如雅典,鼎盛期也就十多万人,还不如我们一个县大,蕞尔小邦也!而中国打秦始皇开始,就是一千多个县的建置,两千年未变!我们是肥骆驼,他们连小种马都不算,怎么比?所以,诗歌与史书分离,我们最有条件。

    由此,文化的发达,文字的盛行,物力的雄厚,导致了我们的二十四史,全都由“太史公”来写,统统的散文,“盲诗人”只好另寻他处发展了。所以,欧洲有“剧诗”,我们有“戏曲”,他们有抒情短诗,我们有唐诗宋词,偏偏就没有史诗,也就是长篇叙事诗!你非要读,就得去落后一些的少数民族那里去找了。

    不料风水轮流转,两千年后,中国文化前队变后队,发达变成落后,自卑到家了,整天到人家里扒拉,对方有啥,我们就得有啥,没有,那就是落后惹的祸!有诗论家一看,咱们没有史诗!也就捶胸顿足,中国诗歌,真真是野蛮落后……

    想想都要笑煞!

     

  • 2011-11-30

    买书四本,记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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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稿累了,去逛盛世情书店,老板还是那样尖嘴猴腮,还是那样尖酸吝啬,碎嘴子,更年期还没过吗?

          买了四本书,不爱买书,老觉得占地方,但这四本书,想了半天也没想到不买的理由,也就买了:

          《王氏之死》,《杜甫亲眷交y行年考》,《观点》(毛姆,我的偶像),《重庆方言俚语集释》,我最喜欢后面两本。

         补充:半夜一读,《观点》写得真烂……毛姆辜负了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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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承炳到感恩的前任,病死了,突发奇想,要是被匪徒杀了,国家赔多少钱?查到了清代的规定,106两银子,规定的很细,死在河里的多少,死在刀下的多少……106两银子,大概是6-7万块钱吧,七品芝麻官,真不值钱。不知道当地政府会不会多给点

         查询之余,顺带读了《秦制研究》与《中县干部》,后一本书,其实就是现代县衙门制度分析,集中在干部升迁上。写得真好,社会人类学做到这个地步,赞一句!如果你想了解中国,又不是愤青,推荐你读这本书,网上有电子版。

          坐下来,琢磨了一下,人的级别,很有意思。大抵来讲,一个王朝诞生之初,官僚系统的等级,必定分得少,因为官员少。没级别是不成的,没级别,谁有上爬的动力啊?没有上爬动力,谁干活?所以,等级是人性,准确说是兽性,社会生物如鸡,混到一起,先打一架,分出老大,然后才和睦相处。

          年代久了,官员多了,级别就必须越分越细,越来越困难,否则,所有人没几年刷刷升上去,到头了,怎么办?难道大伙都做皇帝?所以要增加级别,把你们这帮家伙按下去,到退休前都爬不高。原先没级别的地方,也要弄个三六九等,比如现在教授就分一级教授、二级教授……将来,一级教授没准还分,一级教授,二级一级教授……

           也就是说,等级源自人性,推论是,制度就是人性生的!

          但是制度生出来,是要修理人的,非人性的,所谓非人性,就是不理你个人的人性,有奖励,不过作为个人,更多记住的,是制度的惩罚!就像做了坏事,或者无缘无故,制度像你爸一样抽你!

         我们都是人性与制度的龟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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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读赵承炳,三天两头往庙里跑,纳闷,后来一查,才知道县太爷按照规定,是得三天两头去拜神的,关帝庙、孔庙、龙王庙什么的,都拜。最绝的,赵承炳拜了一个天蓬元帅庙!查了网上,没听见说有,难道是我们海南的特产,意思是我们海南男人都很丑,猪八戒的子孙……?

          其实,读史书里这个规定,到处都是,只是我没留神,作为县太爷,你要是拜神不积极,给人告上去,要丢官的!所以不管你信不信,都得去拜……

          明白这个细节,从领悟到我多少现代化了古代官员,他们跟现在的官员不同,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祭司”,现在是无神论,官员没有了宗教身份,但清代还有。

         这是神权国家的遗留呢!所以,中国的官僚系统,虽然不是道教与佛教这些民间宗教,但它还残存着一种国家宗教的淡淡影子。99%的官僚+1%祭司,这才是古代官员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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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了一个好譬喻,忍不住要讲一下。我发现,历史学家之于历史,就像奴仆之于主人。我们知道,高官与伟人,远远看去,都很伟大,但他们的奴仆不这么看。亲眼见他拉肚子,亲眼见他无理取闹,亲眼见他羡慕嫉妒恨的,伟大得起来吗?神圣得起来吗?以前读蒋介石侍从的回忆,震惊于对宋美龄的鄙夷(当然是国民d下台后咯),后来想想,也是,奴仆眼中无伟人嘛!而二手的历史,概括起来,抽象之后,想不神圣与伟大,不可能。但你要看原始材料,想法就不同了,就会想入非非,堕入邪道……

          比如,读这日记,赵承炳隔三差五地宣讲《圣谕广训》,这是啥,是清朝康熙雍正搞起来的思想品德教育,你们老百姓,要诚实,要有爱心,要五讲四美……为了讲得透,还编了白话文教材!雍正时期也!这些帝王的仁心仁术,会让你感动,这是,为了开启民智……

        把我看傻了!

        从小不是被教育,这些皇帝,总是搞“愚民z策”的吗?那我从小读的《思想品德》,难道是……?到底谁是愚民,谁是启蒙?一下子横看成岭侧成峰了……

       我得感谢刘汀,他伤害了我朴素的《思想品德》课感情……

       补充一下:刚才帖博,愚民z策是啥啥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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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想到这句话,意思是说,历史不是一束材料,而是一些活人的血肉之躯,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本能,他们的精神分裂,他们的无可奈何,他们的卑鄙无耻,他们的宽容大度……是这些血肉之躯互相磨损,互相伤害,互相安慰……

           好像我忘记了说: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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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承炳,原来在“营务处”当差,不知何官,不像是管后勤的,但想来有油水,后来当了一个“海口总查”,也是部队的,不知道什么官。被叛人困在我们家乡的时候,心里害怕自己的这个官职被他人吃掉。海口总查网上查找不到,手头没有《琼州府志》,问了问哥哥,答复如下:

          海口市1926年才设立。之前的所谓海口职务为部队或海关建制的可能性大些。查清末有琼州水师、海口水师营之设,海口总查或为其属官,水师总查其职责是管理海军的组织操练、演习与教育,我倾向于是水师官职。又或为琼州海关的总巡一类职务。

         这个年过的,命怕没了,官也怕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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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听说李鸿章死了,赵承炳在日记里说。然后没几天,晴天霹雳,感恩县叛乱,县令病死了,上头又要他紧急去当灭火队。他推不过,只好去了。感恩,清代就是我家乡。到了那里,就要到春节了,乱子一个一个赶过来,带去的部队,撤的撤,逃的逃,就剩十多个外地人与三十多个本地兵,担惊受怕,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过春节时,他想到自己一个人万里在外混饭吃,父母死尽,写了四首七律,遗憾的是,日记里没有录,这才发觉,他也是写诗消遣的,不完全是一个武参谋……

           他给上级求兵,几乎是痛哭流涕,一再谢恩说自己父母全都被杀,感激上峰的照顾,其实意思是说,可怜可怜我吧……

           这一年,他应该是4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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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山回来,精神抖擞,囫囵吞枣又补读了一些晚清制度史,赵承炳当官,钱财哪里来?日记读了一半,还没看出门路,但他带有家丁,而且不少,没钱不可能。制度史里讲了许多,但这是死历史概括,没有活气。

        不得其解,转而翻《官场现形记》,查到一些蛛丝马迹,以前翻过这书,当小说看,实在很无趣,当“心灵史”读,才发现好多地方很有意思,虽然,他毕竟没当过官,只见过猪跑,胡编乱造的痕迹也明显。

        顺便翻了翻《Z县干部》,突然醍醐灌顶,自己要写的,原来是一篇“小人物的大历史”,这样,从晚清一直接下来,到现在,可以跟吴毅的《小镇喧嚣》,《大河移民上F的故事》,《黄河边的中国》这些当代史就接在一起了。

       原来,赵承炳跟我们一样,夹着尾巴,在人群与制度里左右为难,进退维谷,这才是我想看见的故事:他就是我们。看到好多材料,很多人拿到了当县官的资格,巴巴等待了几十年,后来等不及,或者饿死了,或者自杀了,当他们对别人生杀予夺的前面,有一个他们被别人生杀予夺,随时死无葬身之地的后背。……

        于是一件很轻松的事,估计要被我自己搞得很累,但,又那么诱惑我,以前傻瓜讲,我最爱干的,是推己及人。想想也是,做什么事,我都把自己这个“己”像狗儿一样溜出去,希望他咬回一些属于我的历史与未来……

       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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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物理学家霍金,是一个穷人,也是一个狂人。

    说他穷,因为他是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什么职业,要是不沾“实用”,而沾上了“理论”两个字,马上就跟“穷”缠绵不已。牛顿是理论物理学家,当时谁都知道他是千秋万岁名的人物,大英帝国的盖世骄傲,但他就是穷,穷到他不得不大彻大悟,心想捣鼓这鸟理论何用?倒不如混个铸币厂厂长当当,还有个“钱途”!于是托朋友婉转求之,求之以为不得(后来得了),居然发了失心疯……1982年的霍金也如此,女儿看看大了,要读书了,得筹学费,挣钱无路,便听了朋友劝,写本物理学的通俗读物,弄点小钱,最终写成了《时间简史》。不料此书一出,居然如同卖热狗,卖了一千万册,译为三十多种语言,霍金名声大噪,从此咸鱼翻身,不再是咸鱼也……

    他如何狂?你得看看《时间简史》,最后谈了四个物理学家。头一个是伽利略,近代物理学开山祖。第二个是牛顿,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伽利略死那一年,继承他衣钵的牛顿生。第三个是爱因斯坦。第四个呢?他自己。他讲:牛顿当过剑桥大学的卢卡逊数学教授,现在他本人正在当。这话的潜台词么……你懂的。

    霍金为何不提物理学家波尔,我很纳闷,因为没有波尔,就没有量子力学,也就没有他现在搞的“量子宇宙论”。

    《时间简史》的副标题,叫“从黑洞到大爆炸”,大意是讲:现在的宇宙,源自一百五十亿年前的一场大爆炸。那场爆炸呢,源自一个比果核还小的,甚至比你所能想到的任何一种“小”还要小的“量子世界”。但就是这个爆炸,炸出了我们的世界,包括原子、星球、银河以及美女的水蛇腰……

    后来,霍金又写了一本书,继续推演这个“量子宇宙论”,叫《果核中的宇宙》,书名取自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的名言:

     

    啊,即使身在果核之中,我也自认为是宇宙之王!

     

    如果霍金是中国人,我会建议他用《庄子》的名言,比莎士比亚更贴切:

     

    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

     

    霍金的狂,还体现在跟梵蒂冈对着干。基督教烧死布鲁诺,软禁伽利略,跟物理学家结下了四百年的深仇大恨,不少物理学家还记着呢。大爆炸理论诞生后,梵蒂冈很高兴,说大爆炸就是上帝搞的,神学与科学和解吧!冤家宜解不宜结,但霍金不干,宣称正致力于证明宇宙是一个无中生有的“自动机”,跟上帝没有关系!……

    《时间简史》与《果核中的宇宙》,我囫囵吞枣,读了好多遍。每次读都很受刺激。为什么?因为跟霍金的宇宙论比起来,它像一首伟大的诗,而我的诗,倒像是一本想象力匮乏的八股文!近代物理学,它的想象力太恢宏广阔,太超凡脱俗了,以至于许多诗歌比起来,像是小脚女人似的,不堪一击。

    英国哲学家罗素,有一次谈到诗歌,很有点轻蔑,说:诗歌嘛,就是讲一些爱与恨的简单文字。又讲到某个哲学家说,这个人只关心人类,胸襟太狭隘了,根本不配当哲学家!他的这番话,我也特别受刺激:谁说诗歌就只是写爱与恨?谁说诗歌就只能写人类?谁说诗歌就不能囊括天地,直达到苍穹深处?

    如果讲欧美诗歌,我马上知道,罗素这话不对,有《物性论》与《神曲》与《浮士德》呢!但我们中国的诗歌,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可以抵挡罗素的“污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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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读赵承炳日记的时候,脑子里一闪:他记得很详细,哪天杀了谁,什么名字,什么原因,这是一个精明干练的人。

            结果近一年,清代制度史熟悉多了,才明白自己还没全看透。这样做,固然是干练,其实根底上,是为了以防万一,人命关天,万一将来怪罪下来,手里有记录好应对。

            清朝是小心翼翼的王朝,因为是外族,尽量讨好老百姓,是它的本性。所以,以往杀人,是要皇帝批准,才能杀的。县官要没批准杀人,严重的要掉脑袋。太平天国一乱,中央丢掉了这种权力,批准杀人的权力,落到了都督与巡抚(相当于省长与大军区司令)的手里。赵承炳戡乱,搞“军管”,上头“临时授予”了杀人权而已,不是正式权力,所以他得小心,万一领导翻脸不认帐,他这么一个处级干部,吃不了兜着走,所以他不但日记里抄录,而且连汇报上级的文件,他自己也抄了一份,免得出问题……

            他杀人才杀了一个月,领导走了,新领导万一不认账怎么办,看他的日记与信,心急如焚,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看明白了,慨叹,谁都有自己难念的一本经,当县长也不容易。

           这是1898年的事,1927年,民国了,当时海南岛的头头黄强去五指山,看见谁不顺眼,抬抬手就毙了,连问都不问,这事儿他洋洋自得写到《五指山问黎记》里了,民国还不如大清,杀人权已经是下放到一个省长都不是的人里!

          人命如草。

          但是,人命更贱的时候,还没有来临,我们知道,有一段时间,杀人权落到了村长手里,谁招惹村长不高兴,他就可以毙了你。这是大清皇帝曾经才有的权力。

         看这日记,就可以明白历史中很多吓人的答案。比如,正式杀人权(临时的、偷偷的杀人权,那是什么时代都有的,但总不是正式的,到底不一样)的管理,民国不如大清……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人,更不幸的是,有的乱世,偏偏取自称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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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杀多了,地方平靖了,于是帮助拿贼的乡绅说,要向上级反映,留下这个好官……赵承炳害怕了。给上级禀报,说他不能留下来,自己水土不服,天天痢疾。

          人狠,外来的最狠,因为没打算长期混。杀了那么多人,大军一撤,你不害怕人家报复?再狠的也怕。那些乡绅也不见得都喜欢他,只是都一起杀人了,大军一走,他们不死定了?

          大军肯定得走,这个穷得鸟不拉屎的穷地方,谁愿意呆?所以,反贼秋后算账,那是免不了的,不知道,后来死了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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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刘汀的蛊惑,开始捡起海南史。发现学校里也买了《清代稿钞本》,于是就去复印了赵承炳的日记,有点空,坐下来细看,想象他是怎么度过自己的中年的,这个120年前活动在海南的小官僚。

            看来,他是一个干才,是一个杀星,海南哪里土匪或者海盗猖狂,就派他去“军管”,大开杀戒。在临高县,1898年,到任一个月,天天杀人,杀了三十五个,就地正法,别人的生死,只是一念之间。而且他似乎也没有什么后悔。

           有一个日记细节,连杀了几天人,有人来问他,学生考试出什么题目?他说,满城风雨近重阳。然后洗洗手,继续升堂,杀人。

           刚才查资料,才突然发现:他为什么这么恨土匪,因为他的全家是被太平军杀光的。日记里没有写。只是写道有一天,安慰一个想家的朋友,突然悲从中来。

          他杀人,因为恨。他恨,因为爱。而爱他的人,原来,在他等待的三岁那一年,很早很早就没有了。

          赵承炳,如果没有大错,是写“江山代有才人出”的那个赵翼的五世孙。

  • 2011-11-14

    爬天门山1,水中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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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早晨,过一个芦苇荡,见一个小水潭。潭上有树,结满红果(似乎是孩儿拳,不确定)。水中是落叶。有三只水蜘蛛,用长腿不断划着水面,捕食。每一只长脚,在秋日的潭底变成圆圆的影子(注意照片左侧的影子)。日光与生命,就这样随着安静的时间从流俯仰了……
       
    水蜘蛛,我估计没有脑子,能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吗?从辛勤的捕食中,它能体会到游戏的快乐吗?站在小潭边,没由来,居然想到这些问题。
       
    以前读傻瓜文章,记得摘有这样一段沈从文的话:

     

    家住呈贡,黄昏前独自到后山高处,望天末云影,由紫转黑。稍过一时,无云处天尚净白,云已墨黑,树影亦如墨黑。光景异常清寂。远望滇池,一片薄烟。在仙人掌篱笆间小小停顿,看长脚蜘蛛缀网,经营甚力。高大山楂花正开花,香气馥郁,蜂子尚营营嗡嗡,不肯休息。觉人生百年长勤,情形正复相似。捕蚊捉虫,吃吃喝喝,其事至小,然与生存大有关系,亦即十分庄严。

    不喜欢严肃,但那一刻,心中浮现的,却是这段话。

     

    驴友走尽了,还在那呆看,结果差点迷路。

     

     

     

  • 2011-11-12

    鸟巢禅师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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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读金克木的《鸟巢禅师》,可惜寥寥几语,没多谈,真想知道这禅师的名字。昨天写稿累了,跑到图书馆乱翻,顺手翻到方韶毅的《民国文化隐者录》,才知道叫慧修禅师。

    记住了一个细节:1959年,冯友兰访问印度时,也见到了禅师,这时候他下地了,住在一个小屋子里,里面空空如也,但贴着一张毛主席像。

    作者也是看了金克木的文章,上天入地查到的。为什么他要找了?简单,鸟巢禅师是温州人,他也是温州人,如此而已。

    看了怅然,去年发愿要写一本家乡的书,上天入地看了几个月资料,放弃了,因为资料不够,自己的历史也把握不深,多是二手资料。

    回来上网,就见到L的文章,回忆自己的四叔。聊起来,L建议说,不如合写一本书,他写家乡的亲人,我写家乡的前人。一南一北,正好是“南北极”。

    只是说说,晚上却有些睡不着,颇诱惑。在我心里,的确活着一些无名小辈,小官僚、女传教士、少数民族领袖、农村妇女,从清朝到民国,我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惟一还思念他们的人。这些人,现在满世界都是,我之所以念叨他们,其实只是因为是乡亲。他们早就死了,但呼吸似乎在我的身边。

    去年,在国家档案馆抄清代的刑科题本,读审讯小民的口供,就想他们怎样在我家乡的土地上度过一生。他们,因为一把稻草打死人,因为一个椰子打伤了人。因此,我才偶尔见证并参与了他们生命的一刹那。在远离家乡的北京。

    想象他们怎样哭泣,向地保求情,跪在地上,面对县令和州守……

    但是,我能写活他们吗?能写得有血有肉吗,就那些匮乏的史料?有血有肉,我的理解,是能写出他们生命的一个一个槛。这太难。

    我想到的前辈,是司马迁,他写历史,能写得有血有肉。另一个是史景迁的《王氏之死》。

    当然,难写不是理由,我们不是知道了才写书,而是为了知道而写书。写完书的时候,我们才可能知道自己能够知道的。

    辗转反侧,好像那些从不认识的人(除了一个女传教士,其他人都没有照片)在身体里走动。

     

     

     

     

     

  •  

     

    王国维(1877-1927)是开风气的文论家,《人间词话》论宋词,《宋元戏曲考》考元曲,《<红楼梦>评论》评《红楼梦》,都很著名。他是浙江海宁人,金庸与徐志摩老乡。当年过海宁,专门拜访过王先生故居,印象是王先生真穷,能做出如此学问,殊不容易。

    王国维在诗学史的地位,是提出了两个术语,一曰“境界”,一曰“意境”。

    他讲“境界”:“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这个“境界”,讲得含含糊糊,研究者头大如斗,其实就是西方哲学老生常谈的“理念”,源自柏拉图。柏拉图认为,咱们这个“物质世界”不真实,只是另一个“理念世界”的影子,很低级,只看到“物质”的(比如我),都是凡夫俗子,而只有看到“理念”的,才是哲学家(比如他老人家)。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接着他的话讲:只有“纯粹直观”(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无功利地看”)到“理念”的诗,才是好诗。王国维的“境界”,就是“理念”的中译。《人间词话》里面一些段落,其实是叔本华哲学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编译”,掐头去尾,蒙住了好多研究者,以为他原创的。

    王国维这样做,倒不是存心剽窃,而是要不改头换面,直接讲中国诗词“以表现理念为最上”,《人间词话》岂不成了《人间疯话》?

    而且,所谓“编译”,本来既是“翻译”,也是“编造”。王国维用“境界”译“理念”,也掺杂了中国诗学的套话,那就是:把诗歌当作一种道德修养,认为有气度、有胸襟的人,能写出有“境界”的好诗。这是糊涂话、马屁话、高帽话,但不是真话。前面讲了,陶渊明自私绝顶,你能说他的诗不好?莎士比亚反人类,声称要把人类统统喂狗,这般邪恶,你敢说他的诗差?爱诗人认为写诗能培养道德,正如爱茶人认为喝茶能培养清官,你要当真,那就傻了。

    “境界”云云,来自西方的,很疯很离题,继承传统的,很傻很天真。

    至于“意境”,现在特流行,谁都用,马屁一首温温吞吞的诗,就说它“有意境”,牛皮一幅“软布垃圾”的画,也说它“有意境”!

    不过,除了拍马屁、吹牛皮之外,“意境”倒真抓住了中国诗歌的最大特色。

    在我看来,理论这个东西,好比“地对空导弹”,地上要没一个支点,就立不住。美国生物学家威尔逊,搞出了一个“社会生物学”,批判者排山倒海,总打他不倒,何也?只因为他本人是蚁学专家,世界蚁学专家五百人里,他是最高权威,蚂蚁者,社会生物之代表也,有了这个立足点,“敌人围困万千重”,威尔逊也就“岿然不动”了!“意境”也如此,它之所以能够如此抗击打,不像“境界”那样争议大,就在它有一个强大的支点:山水诗。

    “意境”这术语,大家讲得天花乱坠,其实根底就是“情”与“景”,典范则是山水诗。王国维写《人间词话》,一会儿用“境界”,一会儿用“意境”,照我看,还是“意境”比较贴切,因为举例几乎全是写景句,比如: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前面讲了,山水诗是道家思想的产物,中国人的“山水一根筋”,正如欧洲人的“数学一根筋”。欧洲人搞“绘画数学化”,搞了几百年,中国人搞“山水道家化”,也搞了几百年。两者都是文化精神“大历史”展开的结果。围绕着道家思想,中国山水诗发展出了一套技艺,正如围绕着数学崇拜,欧洲绘画发展出了一套技艺,都为其他文化所不及。

    王国维拈出“意境”,抓住了中国诗的最大特色,的确慧眼独具。

    讲山水诗是中国诗的最大特色,不是说它最好。“最好”跟“最特别”,两回事。中国诗里,山水诗只是支流,中国大诗人,除了陶渊明和王维[1],杜甫、李白、屈原、李商隐等,都不是山水诗人,而王维也不过是“小的大诗人”(钱钟书语),至于谢眺、韦应物、孟浩然等,虽然著名,到底到不了大诗人这一层。

    但是,这一派的诗论家,人才辈出:写《二十四诗品》的司空图,写《沧浪诗话》的严羽,神韵派的王渔阳,包括王国维……他们或明或暗,都以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的山水诗为典范,兼及词曲。这一派大多尊王、孟,抑李、杜,但李杜太强大,不敢明说,只能拐弯抹角地腹诽。

    当代诗坛,诗人与诗论家互殴,已经是家常便饭。曾读到一个诗人痛叱诗论家,说他们不懂写诗,还胡说,真真是“一群太监上青楼”!哪如写《二十四诗品》的司空图懂诗……他却不知,诗论家写不好诗,不妨碍他们写好诗论也。欧美诗论家,多是搞哲学的,不懂写诗。中国第一流的诗论家如司空图、严羽、王夫之、袁枚、王国维等,能写诗,却都是二三流的诗人。王国维是诗论大家,诗词如何?钱钟书评曰:“笔弱词靡”。我也有此感。

    然而,王先生拈出“意境”,也是“妙手偶得之”,其实没明白自己抓住了什么。后来写《宋元戏曲考》,夸元剧之所以好:“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什么是“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在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出其口是也。”这就是糊涂话了,什么都是“有意境”,就等于什么都不是。抓到手心的宝贝,稀里糊涂又丢了!

    我读至此,不由得掩卷叹息!

     



    [1] 讲山水诗,一般不把田园诗算进去,但此处无须分得如此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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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维是我喜欢的诗人。

    小时候,特别喜欢他的《酌酒与裴迪》:

     

    酌酒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

    白首相知犹按剑,朱门先达笑弹冠。

    草色全经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

    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

     

    这个裴迪,是他的“诗朋酒友”,诗没他写的好,官也没他混得大,估计仕途吃了不少扁,王维呢,因为降过安禄山,毁了名节,差点吃官司,也心情郁闷,经常一块儿喝酒消愁。酒酣耳热时,王维写了这首诗。“白首相知犹按剑,朱门先达笑弹冠”,意思是说:开裆裤就认识的,老了还得提防他使坏!先穿鞋的,不帮光脚哥们就算了,反倒讥笑他们……!王维一向恬淡,但这诗怨毒得很,估计因为投降的事儿,老朋友没少落井下石,所以咬牙切齿。

    从小喜欢这首诗,没多想。一日,不疑处有疑,忽想:这首诗的第三联,为何非要写景?一种解释是,“花枝欲动春风寒”,暗喻世态炎凉,那么“草色全经细雨湿”呢,暗喻生活滋润?不通,这里是纯粹写景,不是譬喻。另一种解释是,王维宽慰裴迪,宽慰到难过,无话可说,扭头看风景。这也不通,因为“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这话,在心里憋着呢,正准备脱口而出。

    最合适的解释,是王维写到这时,想不出别的词儿,只好写景凑数,没什么深文大意。但这样写很有问题,宽慰别人,再谴责社会,最后说别想了,咱哥俩喝酒吧!很顺。中间塞进这风景,无缘无故,贼头贼脑,就不通了。

    如果去掉写景,这首诗又如何?也不行,读起来是顺了,但感觉缺了什么。后来,读了南宋诗人范成大的《乙未元日用前韵书怀,今年五十矣》:

     

    浮生四十九俱非,楼上行藏与愿违。

    纵有百年今过半,别无三策但当归。

    定中久已安心竟,饱外何须食肉飞。

    若使一丘并一壑,还乡曲调尽依稀。

     

    这首诗通篇议论,没有写景句,意思很顺畅,虽然虚词多了点,但我怎么读,都像顺口溜,觉得要是加一联写景句,倒可以缓慢一些,实在一些。

    这时候才恍然大悟:在律诗里,写景句的确是一个俗套,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俗套”!这就像京剧,长袍大褂很麻烦,但你要换了西装革履上台去唱,总不像那么回事,气味不对……

    原来,律诗写景是有背景的,根底在中国人的山水观念。我们知道,山水诗与山水画,是中国诗画的最高题材。而王维,不但是中国山水诗的“龙头老大”,而且是中国山水画的“南宗之主”!写景是他的无意识,跟我们酒喝多了就要上厕所一样。

    不明白“山水”,你就没法明白中国诗。

     

     

  • 香山红叶,又叫黄栌,一般人把枫叶当香山红叶,这是错的。不过我最喜欢的,是下面的蕨,到了冬天,缩成一团,很可爱

    秀一下,不是秀这位美女,而是她手里的登山杖,那是我的名牌车!虽然是最便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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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部日本电影,叫《楢山节考》,导演今村昌平,拍日本的山民,拍得如同动物一般。春天来了,跟蛇、蛙一般发情交媾(《周礼》叫“仲春之月,令会男女,奔者不禁”)。冬天到了,就生崽。老娘老了,背到山里一丢……生命周而复始,循时而做,习以为常。看得你后背发凉。

    这个今村昌平,是日本大导演小津安二郎的助手,但两人志趣不投,小津细腻优雅,嫌今村粗俗,很讨厌他。一次,今村写了一个剧本,给小津审查。小津看了后,厌恶地问:为什么你总想拍这些蛆虫一样的人?他回答:“我将书写蛆虫,至死方止。”

    人生一世,蛆虫一次,周而复始,今村昌平的回答比我们绝。

    沧海桑田,朝代更替,这是生命的“巨循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这是生命的“大循环”。十月怀胎,一朝落地,这是生命的“中循环”。白天起床,夜晚上床,这是生命的“小循环”。“人生无处不循环”,违反常识的,不是循环论,而是进化论!

    现在我们知道,生命是进化的,常识错了。正如几百万年来,人类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平面世界上,直到爱因斯坦才知道,其实我们生活在一个曲面世界里。

    常识只是常识,不一定是真知。

    真知,或者直接说科技,是人类的第一知识,没有一个社会能没有它,否则面包哪里来?有一派势利眼,说中国没有科学,这就是胡说了。炼丹术、房中术、磨豆腐,怎么不是科学?那些都是“原科学”。你不能说,制造“神八”是科学,制造石器就不是。万丈高楼平地起,没有石器,哪来火箭?

    这个世界的知识,一曰“真”,一曰“善”,一曰“美”。所谓“真、善、美”,“真”是第一位的。这不是乱排座次,没有“真”做基础,“善”可能变成“伪善”,“美”可能变成“虚美”。

    萨特的胡说八道,与李贺的虚无感,原因很多,但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缺乏真知的制衡,或者说,没有科学作对应物。

     

     

    真知的一个特征,是“兼容”,表现则是“进化”。

    我们造了石器,然后造了铁器,然后造了火器,然后造了计算机。造了铁器的社会,肯定能造石器,造了计算机的社会,肯定能造火器。用window2007,肯定能打开window1997的文件,但你要颠倒过来,不行。更没听说过原始人能造计算机。

    真知是不断积累,不断发展的,向大地、向天空、向宇宙、向微观世界,不断拓展。1492年,发现美洲。1498年,航海到达印度。1969年,人类上了月球。

    我们的时间,也随着科技不断向过去与未来双向膨胀。没文字的原始人,关于过去的知识,不超过五代。人类学家发现,非洲土著讲人类诞生于一棵大树,那棵树还在,他估计不过一百年树龄。有文字的古人,比如庄子,知道老子、孔子和黄帝,也不过几百年。到了我们,已经上溯到一百五十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爆炸后一分钟发生了什么,我们都知道了。

    讲中国史,都说是“停滞的帝国”,二千年来没变化。这是错的,地球在动,中国怎能例外?一部中国史,进化的车轮滚滚向前。老中原在哪?山西一带。新中原在哪?河南一带。现在的“中原”在哪?

    以前,要看出生命的进化轨迹,得好几代人,现在不需要了。周有光先生,现代作家沈从文的连襟,活到现在一百零六岁。他出生时,铁路轮船刚引进;成年时,日本飞机狂轰滥炸;中年时,我国的原子弹爆炸。现在呢,跟我们一样,上网,玩微博。我们这一代就更不用说了,1992年,网络开始,2007年,脸谱和微博诞生。现在,我们目睹它们彻底改变了世界:阿拉伯之春、英国骚乱、占领华尔街……

    科学就是这样一个浩浩荡荡的进化系统,有了它,循环论才被证伪。原来,进化是九个指头,循环只是一个指头。

    由此我们很容易想象:那些缺乏或者贬斥科学的文化,很难抵挡循环论。

     

     

    没有科学,社会不能生存。但不妨碍社会贬斥科学,“真、善、美”是经常内讧的。中世纪,天主教烧死了布鲁诺,这就是“善”的宗教对“真”的科学的围剿。科学与宗教的恶战,持续了几千年。

    科学不但跟宗教冲突,而且逐渐跟文史哲这些人文知识分离。英国学者斯诺,痛心于科学与人文的分离,写了一本书,叫《两种文化》,呼吁双方沟通。这分离,现代比古代激烈,因为学术越做越细,通才越来越少,文艺复兴式的巨人,如布鲁诺、笛卡尔、达•芬奇、歌德等,一个人通好几门学问,现代已经很难。大家于是画地为牢,甚至自欺欺人。萨特这种哲学骗子的出现,就是这背景。

    科技与人文的分离,中国比外国激烈,也更古老,因为我们有传统。中国的科学,阴阳五行、房中术、炼丹术什么的,叫“方术”,人文知识,四书五经、诸子百家、诗歌辞赋什么的,叫“学问”。在我们这,“方术”名声很臭,就知道骗秦始皇、汉武帝弄长生,成何体统?君子耻与之为伍,认为是“小器”,不算“学问”。人文跟科学,也就分道扬镳了。

    从此,知识分子的“名利场”,最高进士科,不考方术,考诗赋或策论。学者李零说,古人读书,原先是“有学无术”,后来独尊儒术,科举一头独大,更变为“不学无术”。

    这样的结果是:真与善分离,也与美分离。

    中国知识分子的虚无感如此强烈,这是很大一个原因。因为缺乏科学知识,只有人文知识,就挡不住循环论,再加上非神论的文化取向,生命虚无感也就格外的强。

    王小波批小说家张爱玲,说她有一种“幽闭情绪”,根子在中国社会,很对:

     

    更大的噩梦是社会,更准确地说,是人文生存环境。假如一个社会长时间不进步,生活不发展,也没有什么新思想出现,对知识分子来说,就是一种噩梦。这种噩梦会在文学上表现出来。这正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这是因为,中国人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在生活中感到烦躁时,就带有最深刻的虚无感。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明清的笔记小说,张爱玲的小说也带有这种味道:有忧伤,无愤怒;有绝望,无仇恨;看上去像个临死的人写的。

     

    在我看来,作为一个读书人,李贺比萨特值得同情。萨特是不懂装懂,欺世盗名,李贺不是这样。除了四书五经、诗云子曰,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别的学问。那时人读书,科学也就是学学天干地支,属于科学的“小学水平”,然后读诸子百家,这是人文的“大学水平”。我们的前辈,智力上是畸形儿童,人文发达,科学残缺。

    形势强于人,李贺能怎么样?

    我鄙夷萨特,而同情李贺。

     

     

    人文与科学的分离,对作为人文学一支的诗歌,有何影响?

    在我看来,不但有影响,而且影响很大。

    由此,诗歌丧失了一种发展的可能性。诗歌的领域很广阔,有的跟宗教有关,有的跟政治有关,有的跟八卦有关,有的跟感情有关,没必要都跟科学拉拉扯扯。但是,如果一个文化的诗歌,统统跟作为第一知识的科学没关系,那就是不正常的,甚至是畸形的了。

    诗歌跟科学有关系,不见得是支持科学、赞美科学,也可以是反对科学、诅咒科学。赞成或者反对,都是一种关系。在西方,这两类诗歌都有。理性主义诗歌的代表如普伯,讴歌牛顿:“上帝说,要有牛顿,于是有了光。”浪漫主义,如前所述,是反抗“理性主义”的一个运动,他们的靶子就是自然科学,他们的撒旦之一就是牛顿。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布莱克,讲起牛顿就咬牙切齿。大抵来讲,欧美自浪漫主义以下,都把痛斥科学当作头等大事。这种情况,中国没有,我们这的诗人,压根儿没想过有这种事儿去操心。里尔克骂科学,他的弟子冯至,一句不提。

    下面要讲的,是欧美诗歌与科学“不得不说的故事”,以及中国诗歌与科学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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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完了萨特,来讲讲李贺。

    李贺是短命天才,只活了二十七岁。他写诗,方式很特别。李商隐讲他,“每旦日出,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囊中。未始先立题然后为诗,如他人牵合程课者。及暮归,足成之。”

    “未始先立题然后为诗”,意思是李贺作诗,不是先有了题目再写,而是先有了诗句,再找个题目组装起来。李商隐意在歌颂,但我们可以倒过来理解:李贺诗,经常前句不对后句,上气不接下气,就是这种拼凑造成的。

    打个比方,李贺就像一个“近视眼”,看得见细部,看不见全局。他的诗,单看一句,乱金碎玉,真是精彩,看全篇,则全无逻辑,如同堆砌得乱七八糟的砖墙,没法看。他的好诗,行云流水,珠光宝气,耀得你花眼,惊喜莫名,可惜他难得这种好状态。

    顺便说一下,当代的李贺,就是诗人海子,也有这毛病。

    但是,李贺这个“近视眼”,却有一种超凡入圣的“大视野”,为他人所无,那就是:将生命的虚无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旧约•传道书》(大家都以为是散文,其实是诗)讲:“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甚么益处?”怎么办?最后结论是,人生毫无意义,只能皈依上帝,所以犹太人的虚无感,到底有一个寄托。我们这,是非神论世界,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生命的虚无感,中国人铺天盖地,无孔不入,无微不至,读《红楼梦》,什么荣华富贵,最后都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散了真干净”……这是我们的情感基调(用王小波的话讲,像个快死的人),不奇怪,奇怪的是,最能表现命如朝露、人生苦短的,居然是短命的李贺!

    别人讲沧海桑田,最后都落在及时行乐,李贺不这样讲,而是讲沧海桑田也短暂,神仙也活不长,死了又活,活了又死,“南风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神仙尚且如此,我们凡人,灰嚓嚓的没什么盼头,“榨出我们的渺小来”。

    连做梦,他梦到的,都是“千年一瞬”的“大历史”:

     

    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玉轮轧露湿团光,鸾佩相逢桂香陌。 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梦天》)

     

    人生苦短,韶光易逝,李贺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痛切。这种痛切,他写得阴森森的,发痴发狂。“羲和敲日玻璃声,劫灰飞尽古今平”,写得煞有介事,仿佛他听到了时光敲玻璃的声音,看到了历史如灰烬被吹散一空!这都不能说是正常人的感触,他实在是有些癫狂了。

    照我看,李贺应该有些精神疾病,不纯粹是作诗苦的问题。

    下面这首《苦昼短》,他甚至来了一番焦灼的咬牙切齿,说恨不得把拉日的龙足砍下,生生吃它的肉,使时间不再飞逝:

     

    飞光飞光,劝尔一杯酒。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食熊则肥,食蛙则瘦。神君何在?太乙安有?天东有若木,下置衔烛龙。吾将斩龙足,嚼龙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何为服黄金、吞白玉?谁是任公子,云中骑白驴?刘彻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

     

    李贺为何如此,我颇纳闷。

    据我的体验,人生最无聊、最漫长的时光,是在成年前。读小学时,觉得日子特别漫长,无聊透顶。后来琢磨,这种体验是有数学基础的。一个五岁的孩子,一年是他生命的五分之一。一个十岁的孩子,一年是生命的十分之一。像我这样还想“二”,但已奔四的人来说,一年不过是生命的三十几分之一。人生苦短,我的感触比童年更强烈。李贺才活了二十七岁,人生苦短的焦虑,为何如此强烈?百思不得其解。

    生命虚无感,不是李贺独有,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特征,儒家、道家,后来的佛家,都有,只是李贺最能表现罢了。在我们这,生命周而复始,毫无意义,大循环套着小循环,小循环又套着小小循环。我们不像犹太人,通向“末日审判”,也不像基督徒,通向“最终复活”,也不像进化论者,通向未知未来。最像我们的,是印度佛教,六道轮回。

    你想过没有:怎么来的,这种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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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哲学家里,萨特最大牌,名头最响亮,据说风头最健时,欧洲人演话剧,神父手里不拿《圣经》,而拿他的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

    萨特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最著名。那绝对是一本“巨著”,中文七百页,拿着它,你要打劫时,都不用找砖头。

    这样一部厚书,写得怎样?老实交代,我没读完过。大学时,身边的“童鞋”们人手一册,都装作读得懂,其实谁也读不懂,里面术语巨多,简直如读天书,谁都啃得头大如斗,突然熬白了几根头毛。附庸风雅,就有这坏处……

    后来,有一部分,我倒看懂了。

    前几年,读李银河女士的《虐**lian亚wen化》,孤陋寡闻,头次听说这等事,于是恶补了一阵nue**恋的资料。突然想到,《存在与虚无》里有好几十页,讲到了虐**lian,于是翻起来重读之。正所谓“色是文章媒”,这回居然轻易读完了这几十页,而且读懂了。

    关于虐**lian,萨特大师有何高论?

    一句话可以概括:虐*恋**狂为何虐dai他人?因为嫉妒对方的“自由”,所以要奴役对方,获取自己的“自由”!

    当然,他没这么直白地说,而是塞了乌七八糟如狗屎一样的术语,但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顺便讲一下,现在爱用的“被存在”,就始于《存在与虚无》中译本(“被自由”则始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荒唐透顶的满嘴柴胡!

    想当年一本正经、正襟危坐、顶礼膜拜读《存在与虚无》的惨状,真恨不得拿块豆腐来一头撞死算了……

    萨特,依我看,好听地说,是一个“哲理小说家”,实在地说,就是一个“哲学骗子”!如果写小说,胡吹乱道,没什么问题,但在哲学里这样胡搞,挂着“求真”的羊头,卖“虚构”的狗肉,不是骗子是什么?除非他是傻子。

    或许你会问:如果《存在与虚无》是胡说八道,怎会如此轰动?

    这问题很难回答:《廊桥遗梦》为何轰动?梵高为何不轰动?汪国真为何轰动?杜甫为何不轰动(杜甫死前很伤心,说“百年歌自苦,不见有知音”)?……

    我能说的是,萨特这种哲学骗子能大行于世,有学术史的背景。

    现代哲学,我们知道,基本是学院派哲学。所谓“学院派”,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认为,其实就是“官僚制”的一部分,近乎技术官僚。什么是官样文章?就是貌似公允,四平八稳,模棱两可,不给别人抓住把柄,好像一个大舌头。在行政部门,叫“公文体”。在学术部门,叫“论文体”。一个硬币,两个面。

    韦伯讲,这种官样文章,出自弱化责任、掩饰痛脚和统一口径的利益计算,是科层制群体的必然趋势。意思就是,个别人(比如罗素)或许写得明白晓畅,但整个阶层不可避免是官样文章,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或许你会说:就算如此,我读理工科教材,也写得清清楚楚,没有含糊其辞呀!

    这就又涉及到现代哲学(特别是欧洲大陆哲学)的第二个特征,那就是:舍弃“求真”,偏向“求善”或者“求美”。在哲学那,求真向来跟数理化捆在一起,这是传统西方哲学的“偏见”。

    这样的结果,就是哲学知识要遭受真的检测。

    法国哲学鼻祖笛卡尔,不以哲学为业,是一个业余哲学家,而且乐于装作不读书的模样。但他是大数学家,搞出了解析几何,文理兼修。后辈哲学家就没这本事了。萨特是文科生,对数理化不感兴趣,经济学、社会学这些新兴学科,一窍不通,把话讲清楚,不是暴露自己的无知吗?所以毫不奇怪,他爱造一些云里雾里的术语,绕来绕去,意在绕晕你没商量。这种哲学修辞,用我们这的土话讲,叫“搅混水”。水混了,真的检测机制也就废了,胡编乱造也就轻而易举了,我们知道,萨特还是一个戏剧家和小说家,胡编乱造,正是他的特长。

    其实,“哲学小说化”,正是法国哲学家的一个恶习,不止萨特。用虐***lian*小说家萨德,来改写哲学老教授康德,他也不是第一个。

    有一位朋友,崇拜萨特崇拜得不行,说萨特死时,巴黎万人空巷,而另外一位哲学家(名字忘了)死时,凭吊者小猫五六只而已,由此证明萨特真真是世道人心,仁心仁术……

    我不敢苟同。

    萨特是哲学家和小说家,如果现在有七十亿人哀悼他,也只能说他比戴安娜、邓丽君、还珠格格更受欢迎,不能证明他哲学和小说就好,也不能证明他人格高,——牛顿小鸡肚肠,心胸狭隘,睚眦必报,谁敢说他的物理一无是处?

    1957年,萨特和波伏娃来中国,怎么夸我们的?“诗人和哲学家当家,好得狠!”这是什么智者?这是什么“人类的良心”来着?……

    去年得诺贝尔奖的小说家略萨,曾是萨特的小马仔,老了伤感地讲:现在,我不再读萨特了,他的书,充满了谎言、空话和矫揉造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