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02-23

    相遇30.莫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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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宁格与匹瑾中学的学生,1937年下半年迁到了那大。

         那大属于儋州,是海南岛基督教最早的一个传教点,已经整整五十年,基础很深。最初,传教士们,如同大陆的同行一样,想买一块地,但买不到。1887年,冯子才来海南平乱,疟疾横行,兵员死亡很多,传教士救了不少人,冯子才感激之余,指令地方特批了一块地,在此地上,长老会建起了学校、医院,盖起了一座三层楼高的基督教堂,在当时平房居多的那大,是标志性建筑,站在教堂的钟楼顶上,可以俯瞰全镇。这块地皮,后来没有处理好产权,弄过纠纷,赵承炳还负责来处理这事儿。总之,这是海南岛西面比较繁荣的城镇,人口一万人(当时的海口,也不过六万人)。   

         因为日机的轰炸,学校是匆匆搬迁的,搬过来当然凌乱,小偷也乘机光顾,不过很快一切照常了。这时候,虽然谣言、小偷与物价同时波动,海口与琼州不时有零星的轰炸,海南岛到底是太平的,那大远离海岸,也就更平静了。附近还有锡矿,莫宁格还跟学生去参观过。

         她在课余呢,编她的海南话-英语的双语词典,这成了她一件闲暇的娱乐。

         到了1938年,毛凤美从云南回来,又成了莫宁格的舍友,借助她,我们倒能观察到莫宁格的另外一面。这个碎嘴子,说过莫宁格不喜欢嘉积呆了,没说对,两人一起聊天的时候,她跟家里报告说,莫宁格想嘉积了。教会在海南有三个大的传教站,一个是府城,一个是嘉积,一个是那大,而莫宁格在嘉积住得最久也最早,感情特别深,嘉积海南话她也最熟悉。这次从美国休假回来后,她一直呆在府城,现在又来了那大,战乱之余,她想嘉积这个家了,拉着毛凤美回忆嘉积的人与事,谈论那里的家,她和毛凤美的宿舍,有一个菜园,里面种有各种蔬菜,还有水果,还有一个小菜窖,种的水果蔬菜收得太多了,就得做成罐头,这事儿,毛凤美不愿意干,都是莫宁格干的,她把番茄、土豆等都一一制成罐头,收好。还谈到那些熟人们。毛凤美家信里说,莫宁格想嘉积想得忧愁了,用了一个方言词“su ti”。嘉积在海南岛北部,我家在南部,这个词儿,我还真不知道,就问琼海的朋友。她回答说,就是倒霉死了的意思。

         哦,我一想,大概就是古语里的“蹙死”罢……

         大陆上的战火,还在蔓延,上海沦陷,莫宁格他们,对中国有感情。他们都认为,中国必胜,日本人占了,也守不住。

         不过,对于局势,他们一点都认识不足,因为海南岛还很平静,春节又要来了,孩子们想家,她甚至跟教会高层提议搬回府城。这个提议,被否决了。1938年春节,教会仍指派她当匹瑾中学的老师。继续教书。

        1938年10月,广州陷落,海南岛顿时首当其冲,成了日本南进的第一个目标。

         

  • 2012-02-22

    相遇29.莫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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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一下王大鹏的资料一则:

         王大鹏,原琼东县民选县长,嘉积农工学校资助者,参加革命后,1929年1月被杀,头颅被割下来,挂在农工学校,当时莫宁格在美国,8月返海南。当知此事。

         

  •  

          向辛世彪教授请教莫宁格舍友郝斐的资料,辛教授不但给了我她的简历,还找了她1918年的护照照片。

         郝斐不是什么大名人,只是一个小小的女传教士,但这张纸片,美国人硬是留着。不由感慨,美国政府真是搞档案出名的厉害。 

        其实,这种档案管理,不是政府能,所有政府都是拖拖拉拉的,主要是英美小镇自治的传统。法国人托克维尔跑到美国,就羡慕美国人小镇自治的水平,就今天,美国的小镇博物馆林立,连一百年前的锄头都收藏得好好的。要是小镇出过一个芝麻绿豆的名人,都要弄个一个纪念馆,当然不是豪华的那种,也就是一个大房子,但很肃穆。

        以前读莎士比亚传,也特别感慨,莎士比亚是谜一样的人物,但他的外部资料清清楚楚,他在英国哪个小镇出生,何时结婚,都有记录。不是因为知道他会成名,专门记录他,而是那个小镇的所有生老病死档案,今天都还在。莎士比亚何时人?明代末期。现在我们的明代档案,只有大内的还在。清代的档案,就是县这一级的,所存都不多了,如巴县档案,而且以清后期为主。都成了宝贝。至于比县一级小的档案……你做梦吧!

        落实到我,想读读自己家乡的档案,根本就没有。老实说,我对自己所在的县的乡土历史的了解,还不如我对明代国家大势的了解!

       什么叫中央帝国?什么叫小镇自治?郝斐的护照可以告诉我们很多。

    辛教授的网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d8b2980100znqp.html

     

     

     

       

  • 2012-02-21

    《相遇》工作笔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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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宁格写着写着,突然对她所在的长老会制度感兴趣起来,开始查阅这方面的资料,这才发现,谈宗教,我们都爱谈,教会怎样制度,居然无人操心,叹息……朋友说,别离题,谈人吧!可是,人难道不是寄生在制度上面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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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了今年的第五次、春节后的第三次山。

          报名时,领队说是1.0级别的。心里有点嘀咕,北灵山爬过,黄草梁爬过,每个都是1.0,都得爬半天,两个同时爬,怎么也是1.0?

          没想到有问题,报了名。

          晚上没睡好,居然晕车,把早饭都吐了,教训是:下次得带垃圾袋。

          上次爬北灵,也是冬天,大雪一尺,路过夏子墓,一个被冻死在山上的小姑娘,比我还小好几岁,甚为感慨。这次过来,雪化了一半,到顶吃饭,很冷,水珠从碗里落下来,马上结冰。偏偏想看风景,没找背风处,吹得双手都麻木了,可是,群山很好看,每一座山都是一座佛,看着,觉得自己也有了一点佛性。

          垮掉派的凯鲁亚克讲,爬山如参禅,是有点那个意思。

          太冷,没得多留,继续走。

           一连爬了三座山,没有停一口气,爬升倒不太高,跟领队问路,或支支吾吾,或装作没听见。

           等到爬完了三座山,以为快结束的时候,我才知道,还要在山上走二十公里,才能下山。这哪里是1.0?

           本来是随意走走,居然变成了一桩意想不到的长途跋涉。带的食物,才意识到,不够了,三个苹果,一壶水,一盒粥,一根火腿,一路上不知不觉,就吃掉了。

           一路上匆匆,五十多人的队伍,断为三截,第一队,第二队,都匆匆走了,只剩下我们,成了最后的一对,落在后面,拍照,加上体力慢一点,走到中途的时候,我才想到,天黑前,我们下不了山。不由有点忧愁,因为根本没想到会天黑,没带头灯。

           但是,山顶上的景色真好看,乌鸦就像天空的鞋子,缓缓落下来,整个世界都留给我们这一队寒冷中赶路的人们,和凸出的一截红色的山,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真是这样的……据说,这是古道,以前大约有许多出山的古人,也和我们这样,在寒冷中路过这景色?

           同伴中,有一个体力不支,同队中有人有怨言,但有一个人说:你不要说他了,因为他慢,你们才能不太赶,心里也有安慰,你不是最慢的。这话说的好。

          到达黄草梁,天黑了,14人,四个头灯,慢慢下山,大家小心翼翼,几乎都盯着脚下,走了很久,突然有人说,看呀,天上星星好多呀!……于是大家停了一分钟,真的,漫天都是星星,认不出来,但肯定有北斗七星。真是意想不到,自己的第一次夜爬,居然全在准备之外。

         黑暗里走了一个半小时,才走下山的缓坡处,看见山坡上立着一颗大树,星星落在它肩上,像是睁大的眼珠子,整个天空都是这样那样的眼珠子,我们这些静静赶路的人,何等渺小!如同一棵草……

         大概有很多人,在这种时刻,受过来自高天的蛊惑,那一刻,我真的想,活着真好,看一看这个世界。此刻如此美好,我倒原谅了这个把我们拖入危险中的领队。

         春天了,我想,得来这里宿营。

             照片看这里:http://www.517huwai.com/album/35878

     

         

         

  • 2012-02-20

    相遇27.莫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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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宁格单身过了一辈子,当时的单身女传教士,比结婚的女传教士多。她的书信里,绝口不提感情问题,而父母的家信,则被定期销毁,一封也没有留存。

    但我想知道:她的初吻,什么时候?她恋爱过么?她想过结婚吗?想过要孩子吗?即使在灵明一闪里,她没想过这一切吗?或许,她之所以决定来华,是因为情感挫折?

    这些,没有答案。的确,有不少女传教士,如在青岛的慕娜蒂,自愿选择独身,满怀着宗教的热望。但这个世界,毕竟凡夫俗子居多,我不认为莫宁格如此超凡脱俗。

    或许,我们可以猜测,即使她有这样的愿望,但海南基督教会是一个封闭的小团体,跟外界交流也少,作为一个高等人的她,也不可能考虑嫁给中国人。而离开美国日久,久在海南,她也就越来越“土”,跟不上本土的时代潮流,更难找到伴侣。她选择独身,也就自然而然了。这是外部原因。

    或者,这也跟她长大的时代风气有关。她的时代,清教徒氛围浓厚,她去世后,金赛才出版著名的研究报告,女人也要主动性爱的思想,才逐渐流传,她出身的地方,是清教徒思想浓厚的中西部。这一切,也使没有性爱度过一生,未必不可接受的。

    在她置身的海南岛,那个时代,一个女人,15岁就要着急出嫁,二十五岁不嫁人,那就老了,意味着除了嫁给人当小老婆或者二婚男人,就只有独身终老了。莫宁格的学生,许多都是读书读了一半,赶紧嫁人。

    莫宁格作为美国女人的一个好处,是独身不受歧视。

    但是,午夜梦回,她心里怎么想的呢?

    前人的遗产与生存的压力,如同一堵墙壁压迫着莫宁格与我的先辈,她们得培育自己的甲壳,才能保护这渺小而脆弱的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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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写《相遇》,读了一大堆晚清传教士的记录,发现他们来中国,最深的一个感触,居然是杀婴。杀婴在晚清民国,不是什么罪行,甚至,也不是什么道德谴责,就像路边见到一条死狗,大家在垃圾堆里见到死婴,并不大惊小怪,也不愤怒。

         他们不能理解,仁义礼智信,天天唠叨个没完的中国,为何这样残酷。

         有一个美国小女孩,带她的中国保姆,养了两个儿子,大家恭喜她,有福,有一天,她跟小女孩说,噢,她还生过六个女儿呢,都掐死了,掐死时,不敢看她们的脸,怕不忍心,但是养不起嘛。于是,一个又一个掐死了。跟掐死小狗一样。

        是啊,有什么办法呢?养家糊口,是最高的现实,说几句爱惜生命的空话,不管用的。

        积极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科技。

        读人类学,南太平洋岛国上,吃人肉,是大家习以为常的习俗。法国人航海到了那里,土著当作贵宾,请他们去吃人肉……他们愤怒得浑身发抖,于是把这些“野蛮人”杀了……吃人肉者,他们有罪吗?这话就在问,杀婴有罪吗?

       如果不是明代时期,番薯、玉米传到中国,后来西方科技又来了,我们这十三亿人口,离南太平洋群岛,会很遥远吗?

        现在,我们说:我们的道德,我们的传统,真的很好……

       我们家乡土话说:饥成匪,饿成贼。当贼,是有东西偷,没东西偷了呢……

       这事儿,想起来都毛骨悚然。然而,它很真实。接受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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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两句,是海南土话,意思是现实会“逼良为娼”。后一句,是白居易的诗。放在一起,我觉得很有趣,讲的是“现实”与“梦”的关系。

          舒茨借了美国哲学家詹姆士的一个术语:“多重现实”,就讲了这个浅显的道理。他说,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种“现实”,读书是“现实”,看电影是“现实”,喝醉是“现实”,做梦是“现实”,但这大大小小的现实里,有一个最高的现实,就是我们得饮食男女,养家糊口。这个现实决定了其他“现实”。

         这个话,老实说,三岁小儿都知道,不太有意思。而且用词也不好,这些,就是做梦吗,干嘛硬要反着来,说它们是现实呢?

        但是,这个人尽皆知的道理,你要反过来想,也会有一种惊人的推理:如果不存在现实呢?或者说,人生,真的如梦呢?

        如果,你不会饥饿,你不会生老病死,你不会疼痛如刀割……人生是梦,而不是如梦,那是怎样一种世界呢?

       一种推测是,你的梦就会如同雨后蘑菇,没完没了的膨胀,最后你不知道你在哪里,也不知道你是谁,你没有任何根基去判断世界,甚至,你根本就不会有“判断”这个东西,因为“理性”与“逻辑”,正来自现实世界。因为你被刀子割伤了,所以你懂得疼。没有这个因果关系,你怎么会有自然科学,怎么会有推理呢。梦想没有歇斯底里的疯狂膨胀,是因为现实很残酷,所以,最爱做白日梦的人,往往是现实的残酷比较缓和的人,比如贵族、隐士。

        讲了半天,难道是说,现实很好。不,只是说,现实为我们的活动,提供了一个限制同时提供了一个保障。但,这个现实,是不是就一定是真实的?那也不一定。这个“现实”,或许也是一种欺骗的程序,让你有所忌惮,却未必是真的,至少《黑客帝国》是这么说的,救世主尼奥不敢跳楼,因为他相信掉下去会死,这是电脑程序一再警告的“现实”……

     

     

        

  • 2012-02-20

    《相遇》工作笔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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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往下写《莫宁格》,感觉需要补充太多的在华女传教士的背景知识,一篇一万字的文章,写成这样繁琐,似乎有些不妥……

  • 2012-02-17

    相遇26.莫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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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回了一趟家,专程去看家乡的日本南进机场遗址。一路上,日光耀眼,蓝天如洗,白云如野马奔腾而过。细小的蚊蚋,红翅膀的蜻蜓,偶尔一见的鸟儿,在稻田与水渠中嘤嘤求生。1934年,莫宁格也路过这一代,仅来过一次,但我想,风景应该无异。后来来的日本人,也应该是这样风光。

          虽然,这路上的仙人掌、桉树、大叶相思、羽芒菊花,统统都是外来入侵植物,但它们也反把他乡当故乡,欣欣然,在这里生长了。

         在这个欣欣然的世界里,惟一阴森森的,便是尽头伫立的南进机场塔楼遗址,在那里已经六十多年了。黑森森的,就在青碧碧的稻田之中。虽然在这长大,但我从没来过,更没想过离我家这么近,几乎走路就可以来到。

         从小时,便见过许多日本人的遗物,我考上大学的中学,就是日本人的兵营。我父亲也在那读过书,宿舍就是日本人的屋子。一次,他赖在宿舍里不去班里,被教导碰见,情急之下,爬窗逃跑。这也是四十七年前的事情了。后来,父亲回来当校长,把日本人兵营的残门拆了,盖了一个校门。这也是二十八年前的事情了。

         父亲说,日本人败退后,丢下好多大酒瓶,爷爷捡回来家里,用了几十年呢。但我没有见过。父亲也没有见过日本人,他生于1946年。

         但有许多先辈见过了,其中包括莫宁格,她与我的先辈们,共同经历了1939年。

     

        

     

  • 2012-02-17

    相遇25.莫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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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她爸或许是出于支持她(她有一个好爸爸),问她工作怎样。她在信里使劲摇头,讲得很吃力:“一会儿做这个,一会儿做那个,从来没有大块时间做一件事情。教团……要我负责妇女福音工作。我又是教团秘书,这意味着我得做会议记录,重要的事务,我得跟纽约的委员会、中国委员会联系,还得处理其它部门如美国广州领事馆不时发来的咨询。我还是教团执行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这意味着我一年得跟他们碰三四次头,决定教团的各种事务与政策。我还是嘉积教团语言委员会的成员,为嘉积学校雇佣语言老师,并监督他们……我还是新闻报的编辑,这意味着我一年里我得三次催大家要稿件,编辑,送到印刷厂。教会的活儿太多了。”她还是教团嘉积站的秘书,记录会议,统计数据,负责联络其他部门。除了行政之外,她还要做好本职工作,那就是教书,英语课,圣经课,数学课……

          这些忙碌,除了责任感,还有一个大原因,就是莫宁格害怕空闲。忙碌可以压抑内心的空虚与忧郁。这一点,不止我这么看,毛凤美这个碎嘴子也看出来了。她发现莫宁格始终在不停干活,闲暇时也不休息,硬要给自己加外来的活儿,要是别人的活儿干得不合意,莫宁格“絮絮叨叨”,直到对方受不了。大概是这个缘故,有一阵,莫宁格跟嘉积的一些中国老师关系很僵,便想换到那大去工作,但没去成。

          然而,她的身体明显坏下去了,这也是她如此憔悴的一个原因。海南岛属于亚热带,疟疾高发之地,外来者死亡率非常之高,如果不是1880年西医终于发现了疟原虫,找到了致病之源,南方传教士的死亡率也不会低的。1887年,南下平叛的清军,进山剿匪,病死率是40%,乃至不得已撤军。就是到了1940年,躲进深山老林里抗击日军的国民党军人们,虽有西药,死亡率依旧非常之高。莫宁格来海南,如同其他传教士,疟疾发作是家常便饭,这显然大大损害了她的健康,但她从不跟家里说。

         一次,她长了一个肉瘤,虽然毛凤美帮她切除了,她内心不宁,担心是癌症。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莫宁格的命运,大概如同郝斐,是要葬身异国他乡的,我毫不怀疑,她人到中年,疟疾缠身时,脑子里会想着这件事,萦绕不去。

         但,浩浩荡荡的大历史,在1939年再次追上了她,把她从那个对她而言已经丧失了新鲜与生机的生活轨道上推开去。从那一年开始,她的很多海南熟人,我的先辈,都要死去。这个岛屿被更大规模的暴力血洗……

        

     

     

  • 2012-02-17

    相遇24.莫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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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支派众多,新教尤其多,莫宁格所属的北长老会(原来只有长老会,后来美国内战,分裂为南北两派),是新教里比较大的一支。基督教制度,如同世俗政权,也分为两只:一支是“集*权模式”,由教皇或主教掌控,另一支则是“共和模式”,教区之内搞民zhu选举。长老会属于后一种制度,比较吻合美国政府的模式。

          基督教会的男女平等,先行一步,加上单身男人熬不住异国寂寞,本土教会更愿派遣单身女传教士,因此在华传教士以单身女子居多。

          由此,毫不奇怪,传教会的权力部门,许多掌控在女性手里。到了1930年代,老资历的莫宁格,在教会这个小圈子里的地位已经很高。

          但是,这种地位的上升,可以满足名的需要,并不能得到利的增加。勤勤恳恳教书当校长的女传教士如莫宁格,虽然拿着美国工资在中国花,生活与地位不可谓不优越。但她如同我当过中学校长的父亲,以及正在当中学老师的姐姐,没多少钱。母亲去世后,父亲孤身一人,家人希望作为长女的她辞职回家去。这就把莫宁格推到了尴尬处境,辞职,不但是放弃了习惯已久的生活与工作,而且意味着放弃退休金。

         毛凤美在家信里点评这事:“她把能省下来的钱都送回家了,如果现在回家,就不得不动用仅有的一点储蓄,因为委员会不会给她出路费,而且,如果回到美国,没有一份工作,她还不如在这里更能帮贴家里。她烦恼好几个星期了……”

         怎能不烦恼呢?去国十六七年,又是经济危机,四十多岁的女人,到哪里找工作?那时的美国,性别歧视比现在严重得多。看到这里,一声叹息,人人都有难念的经,无非东西……

        

  • 2012-02-17

    相遇23.莫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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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海南长老会集体合影,后排左一是毛凤美,后排右六是莫宁格。此照片由辛世彪教授扫描。

            海南话讲:“三个[女乍][女甫]成个圩”,[女乍za][女甫fou]就是“女人”,意思是女人碎嘴子,三个人抵得上一个市场。莫宁格的新舍友,毛凤美,虽是外国女人,也是一个碎嘴子。跟莫宁格好时,就说“我们特别投缘”,闹别扭,就在家信里挖苦莫宁格,说她的老舍友,Katharine Louise Schaeffer,也受不了她,常常忍无可忍,出去躲,用现在话讲,“无语飘出”。她说,莫宁格把老舍友吹嘘成“圣女”了,圣女都忍受不了莫宁格,何况我小女子哉,云云。

               真真是“环球同此凉热”的“女儿性”……

          莫宁格这个老舍友,据教授辛世彪考证,中文名“郝斐”(1867-1931)跟莫宁格同住了十多年。她大莫宁格二十四岁,是她的父母辈,早来海南十多年。从1918年的一张集体合影看,郝斐虽然五十岁了,还是热情洋溢,很乐观的模样。再联想她死前将海南的遗产给了莫宁格,估计毛凤美的话,不怎么靠谱。 郝斐在海南基督教会里,资历老,地位高。莫宁格当年,初来乍到,想来受了她不少照顾。甚至可以推理,在这个小圈子里,莫宁格跟郝斐是一派。所以,郝斐的去世,莫宁格打击也不小,除了看到自己的未来之外,也丧失了一个近似母亲的长者。

          1918年的那张集体合影上,莫宁格初来乍到,笑得灿烂,像一个乡下傻姑娘,很憨。但到了1934年,十六年后,则憔悴得厉害,仿佛生命中的某种东西已经丧失。这时的她,比1918年的郝斐还小八九岁。

          毛凤美,小莫宁格八岁。在美国的时代史里,这是一个不小的分水岭。美国度过1913-1914年的经济危机以后,借助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东风,国势一日千里,再不复是昔日吴下阿蒙。毛凤美出生那年,美国以一些旧船,微弱的部队,跟西班牙打了一场美西战争,全世界都嫌弃它,说美国必定输。但毛凤美读大学的1920年代,美国已经是世界大债主,纸醉金迷,享乐主义与个人主义盛行,史称“爵士时代”。这个时代,便出现了一百年前的90后,“新女性”——以叛逆、青春、性感、享乐、特立独行著称,反维多利亚道德。

          这个毛凤美,显然有些那一代的风气,跟同事们格格不入。看1934年的集体合影,她虽然36岁了,依旧青春逼人,而且有些特立独行的架势。事实也是如此,她在家信里就讥笑莫宁格等同事,是满脑子的“布尔乔亚(资产阶级)”,决定不推荐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也就是《西行漫记》)给她们读。一听就是左派。至于谈到宗教,她的态度则是勉勉强强,颇为敷衍。

         虽然性格不一样,代沟也有,但三人也有共同点:都来自美国中西部,在一些小学校读书。一百年前,美国中西部与东部的区别,跟我们的中西部与东部差不多,比较落后,近乎乡村,很容易适应海外落后地区的传教生涯。事实上,来华的女传教士,大多数来自美国中西部。

         三个女人,有时代的差异,也有地域的相同。

         顺便讲一下,当时来华的女传教士,都是周日休息时写家信,不独毛凤美与莫宁格,想到她俩写家信的那一日,全中国有数百个美国女传教士都在写家信(女传教士比男传教士多),突然觉得煞是有趣……

            

     

  • 2012-02-16

    相遇22.莫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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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莫宁格与海南的革命者,讲漏了一节,补充一下:

           1923年创办的,跟莫宁格女子小学唱对台戏的嘉积农工学校,它的大背景,莫宁格不了解,我们则很熟悉。它其实是中国农民运动大潮里的一个产儿。当时,广东留日学生彭*湃在海陆丰搞农民运动,毛泽*学习之,用之于湖南。这股风潮,自然也吹到了广东管辖的海南岛。

          农工学校创办者,背景很强,董事长为民选县长、留日学生王大鹏,小莫宁格一岁。他们创办农工学校,意在培植革命干部,打倒当时海南岛的统治者,反广东革命政府的军阀邓本殷。

         莫宁格在信里抱怨,说农工学校针锋相对,挂横幅讽刺基督教,找茬,原因是校长是“布尔什维主义活动家……留法学生”。当时,广东革命政府因为关税,正跟英国政府闹别扭,搞省港大罢工,连带着恨基督教,所以他们挂横幅讽刺基督教会,不奇怪。至于莫宁格提及的校长,叫罗汉,的确是勤工俭学的留法学生。他是陈独*的得意门生,毛泽*、周恩*的朋友,后来成了托派的重要人物。还有一个教委主任王文明,也是留法学生。这个王文明,小莫宁格三岁,后世的名气也不小,乃是海南岛早期革命的最高领袖。

         后来,莫宁格学校与农工学校和解,莫宁格甚至受聘,到那儿教英语,跟罗汉、王文明、王大鹏都见过的。此三人都没留下照片,解放后,人们根据王文明儿子的模样,画出了王文明的想象图:一个瘦削的、高颧骨的精干南方汉子。这个模样,我们家乡多的是,放在人群中,眨眼就不见了。莫宁格可想不到,这个和善的中国人,几年后就成了海南岛的第一届苏维埃主席,几番征战,最后于1930年病死在深山老林里。

          至于王大鹏,死得更早,1929年死于国共内战。当时他已经当了五年的琼东县长,政绩斐然,建了许多乡村小学,农工学校建校之初,资金不足,他甚至变卖了自己家里的十多亩田地和准备盖房子的木材,筹集到2000光洋捐给学校。最后,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他抛弃了地位,走了,死了。

          至于莫宁格教过的那些职业中学学生,“想尽一切办法作弊的”,有三百多人,则成了第一次国共内战中的共产党骨干力量,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有活过1932年的国民党围剿。他们都是当时社会的精英,就这样葬送了。

         一个女传教士,与她的同辈、学生,就这样相遇,就这样擦肩而过,走向各自的命运。莫宁格的信件中,不曾再提及过他们。她当然也不知道,此后令她担惊受怕的要进攻嘉积的红军,最高领导人及骨干,居然正是她曾经谈话过、聊天过的同辈人,以及她那些为了考英语而抓耳挠腮的学生。

     

  • 2012-02-16

    相遇21.莫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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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凤美发现,信件之于莫宁格,无比重要。莫宁格特别熟悉信件的寄送过程,她能推断,一封信从美国出来,何时到达香港,又用几天可以到达海口,最后到达嘉积,又用几天。她对家信的期待,算着日期的(我唯一不明白的是,为何这些家信,她后来销毁了,没有留存)。

         一次,家信没有按时间到来,一两周都没有,毛凤美发现莫宁格心事重重,无心工作,什么事儿都懒得动,“估计这一周就这样消沉地过了”。这个观察,可以用来推断之前十四年的海南生涯。一封家信,维系着莫宁格的心灵的平衡。

         但是,莫宁格的这根弦,因为母亲的去世,断了。现在,给谁写信呢?她陷入了混乱。她尝试给父亲写信,一个月一封,其他时间,给几个妹妹弟弟写。但是,父亲到底不是母亲,虽然父亲也很疼她,到底不能给予她母亲的那种体贴入微,而妹妹弟弟,都结婚生子,养家糊口,无暇顾及她了,估计也没什么空回信。而且,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美国首当其冲,千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她们的弟妹们,比莫宁格更严酷地面临这个问题,养家糊口之余,更不可能管她的事儿了。所以,1931年的莫宁格,没写多少信,写过的家信,也不像从前,有一个母亲去疼她,去保留,也散佚了不少。

         母亲去世,舍友去世,生活把莫宁格逼入了一个孤零零的死角,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哭泣。刚来海南时,她给家里写信,说自己圣诞节时候,哭湿了枕头,想家,想童年的欢乐。但现在,她跟谁说呢?无人可说,独自面墙,而且不能告诉别人,如此而已吧。

        于是,生存的意义问题,把她逼入了宗教之中。从小,我们就知道哈姆莱特的名言: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其实,很少人真的为此去死,但是,的确有很多人为此而痛苦。他们不是王子,而只是我们这些凡人。去死,不是凡人去做的事儿,但活着,为什么呢?这种问题,在某些时刻,在夜深人静,在孤寂无语的时刻,会像刀剑一样逼上身来,《红楼梦》说,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风霜刀剑严相逼。去过万里、岁过四十、孑然一身的莫宁格,她对意义的要求,甚于他人。

        由此,毛凤美颇为厌烦地谈到,莫宁格不厌其烦地要求所有的外国传教士,一定要每周都一起做仪式,其他传教士觉得很厌烦,因为做仪式很繁琐,还要背诵什么的。但是莫宁格使劲要求,这种固执,我倒觉得真是德国人的劲头,同时,这种对基督教信仰的坚持,从她的信里,原先对佛教与海南道教的宽容态度,不太一致。我推测,这更多是人入中年所带来的。

       小她十一岁的雇工哲学家,埃里克。霍弗,写了一本《狂热信徒》,指出一点,初期基督教、初期纳粹党,他们的狂热信徒,中老年妇女是一个重要部分,很活跃。这是以为,这个年龄段的妇女,对人生意义的渴望,特别旺盛。我的一位朋友所作的中国基督徒研究,也有类似结论。莫宁格的人到中年,人生意义这个平常乃至平庸的问题,突然一把抓住了她。

        在我看来,她的转向执着基督教,有一种生命的悲凉。或许,这也是人类共有的悲凉吧,如果不转向家庭,你就得转向宗教,否则,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普通人,如此渺小而虚弱,那个历史看不见的黑手,瞬间就可以碾碎你,不留痕迹。你算什么呢?1913年,二十四岁的她的选择,使她来到了一个新世界,目睹了种种前所未有的东西,有新奇,有欢喜,但现在,生活向她索取代价,所有的选择,都是有代价的,所有的生活,都是悲喜交集的。现在,悲凉要向中年索取它的营养了……

         或许,既然人生在世,悲凉无所不在,那就无所谓悲凉了。我们倒可以宽慰说:恭喜莫宁格,她终于回到了主的怀抱……

     

     

  • 2012-02-16

    相遇20.莫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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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莫宁格,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都来自她的书信,她的“一面之词”。虽然,她的家信里,也汇报杀戮、逃亡、革命的消息,但是我相信,有一些信息,她显然有意不跟家里说,而且,她的为人处世,她的性格,信里也不可能体现。

          但在1931年,出现了一个观察者,使我们知道了莫宁格的另外一些情况。这一年,她的老舍友,前面提及的老女传教士,Katherine Schaeffer,在香港去世了。她的遗嘱,是把遗产全部给了莫宁格。 十多年的舍友,她的去世,莫宁格想必倍感凄凉,Katherine Schaeffer也是她的小圈子的一部分,而且,她的去世,也是她的未来的一个影子:孑然一身地离开这个世界。物伤其类。这个打击,是母亲去世之后,接踵而来的一个打击。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家人、朋友、熟人、甚至敌人,都是一个个把我们钉在这个世界上的钉子,其他,都是无关轻重的人。朋友的去世,相当于你的生命死了一部分的。

         这个新出现的观察者,叫Esther Malinda Morse,中文名是毛凤美(传教士都有中文名,但莫宁格的,我没有查到),是她的新舍友。

         毛凤美小莫宁格八岁,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是大学毕业的医生。当时教会学校,都有驻校医生,而教会医院就更不用说了。在海南基督教会这个小圈子里,毛凤美是唯一一个学历同于莫宁格的女传教士。

         1930年秋天,她来到嘉积,跟莫宁格住在一起。

         这个毛凤美,跟莫宁格一样,也不得不抵抗独处异国的孤寂,所以大量给家里写信,这些信件以及她的日记,还有拍摄的海南照片,现在都保存在美国大学。所以,她出现在莫宁格的信件里,而莫宁格则出现在她的信件里。

        在她的信件与日记的描述里,莫宁格有点不苟言笑,有点刻板。而她本人,从信件与日记里看,是一个有点情绪化的人,心情好的时候,谈到莫宁格就赞扬,不好的时候,谈到莫宁格就讽刺。有点小脾气。莫宁格则很少批评她,这说明,莫宁格比较厚道。

       总之,这两个舍友,就像两个镜子,有意无意地观察着对方。在毛凤美的眼睛里,莫宁格显得更真实了,我们看得更清楚。

     

             

  • 2012-02-16

    相遇19.莫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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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七十古来稀,中外皆然,活到人生的中途,惶惶然,有一场心灵的地震,古今如此。但丁走到中途,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片幽暗的丛林”,不知去处。莫宁格也如此。在她四十岁前后,我可以感觉,她的内心世界,有一种惶惶然,不是出于恐惧外界的暴力,而出自恐惧于内心的虚无。

          记得一个朋友讲,人生在世,就像竹笋,一层层生长,一层层剥皮,日夜循环而不自知,突有一天,发现老竹已死,竹皮褪去,只剩下自己独自面对这夜间的寒气与露水。这时候,便是中年迫近了。

          1928年,莫宁格母亲去世,这是对她最惨重的打击。

          如前所述,莫宁格万里远行,孑然一身,父母都支持,这是她的精神支柱。她的父母,也是当时的异类,讲究生活情趣。一次,她父亲休假一年,全做什么呢?花在买瓷器与给妻子买银器。这样的家庭,充满了爱心。莫宁格回忆童年,充满了温馨回忆。为了自己不孤单,她还拜托自己的画家舅舅,画一幅全家福寄给她,挂在宿舍里。自己的家庭便是莫宁格的竹皮,保护她遭受外界的寒气。虽然远在天涯海角,她始终没有离开家人。

        母亲的支持,尤其重要。莫宁格每周六给家里写信,最主要的倾诉对象,是自己的母亲,跟母亲有很深的精神联系。母亲也疼这个乖乖女,长女出门,远行万里,牵肠挂肚。莫宁格在海南,美国的东西匮乏,常常写信跟家里要,家里置办的,都是她妈妈操劳。莫宁格的每一封家信,她都保存得好好的,一封都没有散佚。

       但是, 1928年,母亲去世了,这下子,莫宁格原先的生活模式,便统统打断了,无所适从。年届四十,孑然一身,最体贴自己的母亲一去世,这个打击太惨重了!情感的交流,爱情的慰藉,是人生在世的一个动力,可以促使我们抵抗夜间的寒气,这种爱的慰藉,对于独处异国的中产阶级道德的莫宁格,更为重要。我想,这个打击,更甚于门外的暴力、杀戮与死亡……

       如何生活?莫宁格陷入了混乱。

     

     

     

  • 2012-02-15

    相遇18.莫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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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1931年,莫宁格已经在海南生活了十四年,除掉两年回家探亲。

            但我想她不曾意识到,这块土地的血腥味儿,越来越重,大规模的杀戮、内战,越来越危险,这一时期,正是我们所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像其他地方一样,死亡与暴力,席卷了整个海南。

            在她工作的嘉积也好,那大也好,红军与白军的攻杀,夷平了大多数地方,一次,莫宁格参加一次乡村婚礼归来,路上看见了剿匪归来的白军,看着他们缴获的苏联国旗,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还看见了几十个被逮捕的红军士兵,说是要送到府城审判,但莫宁格相信,他们肯定都会被处决。

            处决,她不陌生,从她踏足到海南的第一年,就已经目睹了战乱与处决,只是她不知道,在那些山地里,被杀戮,被处决,被肃反的人数之多。

           一次,她前往山区的苗族传教,发现那里一片恐惧萧条,因为战乱,连山区的狗儿都处在恐惧之中。

           她更不知道,那些曾在她课堂上考试作弊的学生们,许多就是这些战乱中的主角,而农工职业学校的校长和老师,曾经请她去上课的,王大鹏,被杀戮于此年,王文宇则被杀于1932年。我想,在莫宁格的照常口吻,他们都是一些很不错的人,彬彬有礼,但他们卷入的革命,血腥无比,如同绞肉机,把那些充满理想,要改变社会的革命者都绞碎,同时也绞碎了小心翼翼只求苟活的人们……

          另一个大革命的主角,黎族的王昭夷,也于1916年在教会学校读过书,还懂英语,或许也是莫宁格的学生,或者见过她。早期的革命者领导人,都是社会精英,中产阶级的美国老姑娘莫宁格,不知道他们的遭遇。

          只有很少的一次,她抗战时期遇见了自己的学生,已经是国民党的军官,他们从自己这个老师那里离开,踏上了一条宿命的绞肉机之路……她看着他们离去,不知道其中含义。她的生活,是一个老校长的生活,一成不变。他们的去处,是如履薄冰,或者飞黄腾达,或者身死名灭,死无葬身之地。罗汉、王文宇、王大鹏,只是我们很少知道的几个名字。

          这一切,都不为莫宁格知道,这一年,她也进入了人生中一个最烦恼的年头:她四十岁了。也许,比目睹这一切杀戮,嗅着这一切血腥而言,这是一个女人最真实的最自我的烦恼吧。作为一个高等人,关上了门,革命、暴力与血腥,到底可以放下来,但年华老去,谁能拒绝了。

          1931年,莫宁格四十岁了,在海南已经十四年。

     

     

     

  • 2012-02-15

    比喻——读舒茨笔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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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一只小白鼠,我们小心翼翼,不断爬行在一个个如同桌椅、树木、车辆的“意义”之间,我们很自然地,要给予这个世界意义,形成一个意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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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茨说,常识是我们人类的基本科学,有“构想”与“类型化”构成。构想,我想就是想象吧,我们的生活,经验与信息川流不息,我们自己和别人记住的,都是一些碎片,要把记忆碎片组装起来,记得这个是我自己,那个是你爱着的人,都要有一种想象力,这是常识想象力。如同作家写小说,要把无数碎片组织起来。如前所述,科学是一种常识的极端化,小说也是常识的一种极端化。

          所以,人皆有想象力,否则,他就无法建立“自我”,就是精神病患者。

          舒茨又说,我们认识他人和世界,需要的是一种类型化的知识,而不是什么具体知识,我们知道,闯红灯会被撞死,“+”号意味着红十字或者加,这些都是类型化的知识。同样,这个人小气,那个人变态,另一个人大方,我们很自然地归类他人。我们习焉不察地推理与归类生活中的事物。

          原来,我们都是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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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茨说,视角互易,中国话叫“推己及人”,是人类理解他人的基本结构。这词儿实在文绉绉的,我很讨厌,不过,后来他借用了一个词儿,比较形象,叫“变形自我”,意思是说,我们理解的他人,都是我的变形,这个词儿好。

            我遇见了你,猜测你的行为,我的根据来自我自己。我根据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想,再结合你的言行举止,删删减减,最后一半想象一半推论,得出你是怎样一个人。

            由此,我遇见的你,是我自己的一个“变形”,我所理解的你,是我的经验的一个延长,我所爱的你,是我自己的理想的投射。我把我自己放在你的身上,然后再根据你投射的信息调整。放眼望去,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千万个化身,一我,二我,一切我……

            穆旦诗:永远是自我,锁在荒野里。“锁在荒野里”,不可能,人类时时刻刻在接受外部的信息,调整自我,那“永远是自我”,那倒是正确的。但这个自我,是川流不息的,变动不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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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是通过感官接触世界的,世界的真实面目到底怎样,我们不知道,这就是《黑客帝国》的噩梦,这就是康德的“物自体”。我们是生活在感觉之中,我们感觉到的缤纷世界,也许是灰色的,死气沉沉的?或者是别的模样。如今的科学,已经可以模仿出动物眼中的世界,比如蜜蜂,蜜蜂看到的花朵,跟我们看到的花朵,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贝克莱主义者的噩梦,既然如此,讨论外在世界的真实,是没有意义的,还不如只讨论感觉呢,但问题是,我们很难否认,感觉之外没有别的东西。

          “精神”接触“物质”,这是一个思想家的大难题。

           舒茨的意义理论,是这个难题的一个翻版,正如我们生活在感觉中,我们也生活在“意义”中。我们所接触的一切,都有“意义”。没有意义的世界,正如物自体,或许有,但我们人类不会知道。

           比如,吃东西。我们得活命,就要吃东西,这是“本能”。但我们不会从本能来做,我们要在“意义”的招牌下吃东西。你不能吃人肉!你不能吃狗肉!你不能吃肉!你不能吃脏东西!……我们的食物,打上了这样那样的意义标识。

          在一个意义世界生存,并在一个意义世界里离去,这是精神生命的一大特征。

          如果这个“意义”太难理解,再举例,最引人注意的“意义”,便是“道德”——生存,以道德的名义。我们其实是养家糊口,其实是自私自利,但是,我们要选择一个自欺的道德理由:我要拯救人类!我要世道人心!我要……道德可以安慰我们的无意义的渺小的生存……

     

     

  • 2012-02-15

    相遇17.莫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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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周莉萍的《美国妇女与妇女运动:1920-1939》,发现里面有几个资料,倒能理解莫宁格的处境。先记录一下:

           莫宁格是1913年毕业,1915年来中国的,但这本书的一些资料,也能解释她的一些选择。在她成长的年代,正是美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大盛的时代。但贞洁、顺从、虔诚是妇女的必备品德,“妇女的位置在家庭”。这些道德并没有像她死后的1960年代那样被动摇。

           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女权主义利用次机会,多次发动示威,要求获得选举权,声称“民主应该从国内开始”,这是1920年8月选举权法案通过的契机。这样一个大的变化,我们倒注意到,莫宁格没有什么兴趣,至少,她的信件里未见提及此事。但是另外一件经济发展趋势,则是莫宁格的人生选择密切相关,那就是就业问题。美国的教育扩张,始于1890年,由于受过高等教育的男生可以选择的职业比较广,所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生大量进入中小学行业,担任老师,到了1910年,美国77%的教师都是女性。她们大多数单身或者未婚,主要集中在小学,大学教师和中小学的行政管理仍是男性。

           单身,则是美国职业女性的一个特点。当时的美国,反对妇女工作的呼声很热烈,认为这样导致孩子照顾不周,事实也是如此,职业妇女照顾孩子的死亡率,据统计大大高于全职主妇。所以,职业妇女中,已婚的只有四分之一,回顾家庭,女性只当妻子与母亲,都是当时的主流。所以,莫宁格的单身,不管是出于个人意愿还是别的,至少,她不会遇到太大的社会压力,因为选择单身的职业妇女如此之多,见怪不怪了,而她的舍友里,好几个都是单身中老的女传教士。1931年,她的一个舍友去世,遗嘱是把自己的财产全部给莫宁格。事实上,她们虽然不是修女,却有着一种修女的传统味道。这也缓解了她的人生压力吧。

          这跟红色娘子军,又成了反比,1930年代的海南,一个女孩到了15岁就必须出嫁,如果到了25岁还不嫁人,那就老了。这是她们的巨大压力。实际上,红色娘子军解散后,许多人回乡,都嫁不出去,只能嫁给二婚男人,或者当别人的小老婆。原先,家里要嫁给有钱人,包办婚姻,都要誓死反抗的,但是队伍解散后,孤零零回来,决然一身,这回想嫁,人家也不要了。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反抗者的悲剧。

            有一次,莫宁格给父亲写信说,海南人把未婚的都叫姑娘,所以,她被叫做“蒙姑娘”。她终身未嫁。

     

  • 2012-02-15

    相遇16.莫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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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莫宁格回到嘉积女子学校当校长,这时候,山雨欲来风满楼。嘉积市上一阵恐慌,红军的势力空前扩张,嘉积这个海南第二大市场,已经进入红军的活动区。嘉积的附近,离她不过二十公里,红白在打仗,枪声一片,她记录说,红军死了十二人,但到底谁赢了,不知道。

          她不知道,就在这不远的地方,1931年3月2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特务连成立,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红色娘子军。不过当时,谁也未重视此事。也未联想到它的女权主义意味。实际上,女子从军这个传统,不始于这一年,而始于1840年太平天国。太平天国设女军,女官,大脚女兵“赤足裹头,攀援崖谷,勇健过于男子,临阵皆持械接仗,官军或受其”。这些女兵,都是客家人。琼海一带是海南人。但两者的家庭制度里,女人地位低,操持家务多,内部矛盾激化,会有一些妇女想出来,求得新的发展。女子特务连里的许多成员,都是不堪忍受前途的黯淡而出来的。据当时领袖的回忆,“有些比男同志还好,丈夫反动的带领我们打死他,甚至丈夫反动,在夜间用刀子杀死丈夫,逃出来参加革命的。”她们都是当时男尊女卑制度下的反叛者。

          1931年,红军在嘉积一带实力大涨,还有一个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当时,这一带是侨乡,人多地少,下南洋是首选,但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导致南洋橡胶事业萧条,许多人失业返回海南岛,走投无路。经济决定了政治,寻求一个好的出路,便成了选择。

          耐人寻味的是,莫宁格的职业选择,其实也受了一场经济危机的影响,那就是1913-1914年的美国经济萧条,工作难找。1913年毕业的莫宁格申请当传教士,也是这样一个背景。

          所以,1913-1914年的经济危机,驱使莫宁格来到中国,而1929年的经济危机,驱使了女子特务连的出现,这些背景,太宏大,以至于可以不考虑,然而,它确实实实在在地驱动着我们,如同马克思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只不过,一个选择是当传教士,一个选择是当革命者。

           革命者的出现,却使得莫宁格这个传教士,产生了一场微妙的宗教批评。当时驻扎的国民党部队,不时离开嘉积,前去与红军作战。这时候,嘉积市场上的人们特别恐慌,担心红军攻进来。莫宁格和她的同事毛凤美,只有两个女人呆在学校里,其他人都去开会了,很害怕。部队不在的时,两人都不敢睡在学校里,躲到教堂去睡,毛凤美是一个医生,当传教士出于职业习惯,不怎么介意,但她发现莫宁格很苦恼。因为一些中国的老教徒指责她们“逃跑”,“如果你真相信上帝的话,为何不相信他会保佑你呢?”对此,莫宁格无言以对,一面,她不得不去教堂躲避,一面,她又懊恼不已。

          这是一个人性软弱的一面吧。

     

     

  •  

           舒茨讲,我们的生命,就像无数的碎片,你记得的,别人记得的,都是你的一些残缺的碎片而已。用一部美国电影称呼之,叫《记忆碎片》。突然想到,冯至也写过这样一首诗。冯至留德,是1930-1935年,当时舒茨在奥地利。都是德语区。冯至跟他,当然没什么来往。由此推论,这个观点,估计是当时德国学界的观点,舒茨只是借用过来,组装起来罢了。

          舒茨,是一个很温暖的学者,冯至也是一个温暖的诗人,实际上,冯至所理解的“记忆碎片”,比舒茨更温暖:

    有多少面容,有多少语声
    在我们梦里是这般真切,
    不管是亲密的还是陌生:
    是我自己的生命的分裂,

    可是融合了许多的生命,
    在融合后开了花,结了果?
    谁能把自己的生命把定
    对着这茫茫如水的夜色,

    谁能让他的语声和面容
    只在些亲密的梦里索回?
    我们不知已经有多少回

    被映在一个辽远的天空,
    被船夫或沙漠里的行人
    添了些新鲜的梦的养分。

  • 2012-02-14

    相遇14.莫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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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宁格的一生,主要是一个教师,不是传教士。

          她喜欢当老师,这是可以看出来的,她给家里写信,谈到自己的学生们,都舍不得的样子。她去香港,除了大啖冰淇淋,采购衣物之外,她最在意的,还是要给孩子们带些什么,比如买些儿童风琴,给孩子们上课用。她是一个女子,关心的都是很细致的东西。

         她的工资,许多都是为学生们添置东西,一次,她有一个得意弟子,快毕业了,当时嘉积只有小学,她就想送她到府城读中学,然后再出钱送她去广州读大学,这个女孩,也不知道最后读了中学和大学没有。后来you有一个女学生很争气,读到了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1927年因为有通共嫌疑被捕。

         1918年,她的舍友回国休假,嘉积女子小学的事务,都移交给她了,这当家的活儿,不好干,会闹出一些不清不楚的事情,比如说,有人杀上门来,说这个女校窝藏女学生,就是奸淫的尼姑庵,还有人说,这里不干不净,纵容女学生如何如何。后来,渐渐的没人说坏话了,倒有人觉得女校的好了。于是,逃婚的,逃难的,都想躲到这里来避难。大家都知道,外国人高人一等,政府得罪不起。于是老公杀上门来捉逃婚老婆的,也有。我父亲当过校长,所以莫宁格经历的这些事儿,读其信,我也可想象其场景,虽然相隔七十多年,不远的。

         当时海南是乱世,乱世草头王,莫宁格几乎就是在战乱中度过的海南岁月,草头王彼此攻杀,几乎是家常便饭。当时的女校,虽说是小学,但是读书的女孩子都是少女了,嘉积驻扎的部队,如同土匪,当然垂涎三尺,所以学校里,任何时候都得有一个外国人在,否则那些士兵就要杀上门来了。嘉积市上的商人,蹙士兵蹙得要死,一派打来了,换一派,都要赶紧花钱买平安。而比商人更害怕的,当然是女校的学生了。莫宁格感叹:“中国人跟我们不同,我们是怕外国入侵,他们呢,是最怕自己人。”

         所以,传教士们也得尽量讨好当地军官,保持关系,互访什么的,莫宁格不太喜欢这事儿,但这世道,没枪杆子护持,不成,还是得去,一次,她还去拜望一个军官的夫人,走枕头风路线。

         莫宁格更头疼的,估计是跟官场打交道,传教士办教育,这是非常规事件。中国精英都不乐意,蔡元培不乐意,袁世凯也不乐意,一直要求国家管控,免得被文化污染,至于孩子们教育怎么办,后面再说。这件事,传教士们都头疼,特别是地方上的,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不可能叫自己政府出面来办。而且,教会内部沸腾,因为义和团事件,一再彼此告诫,不要抬自己政府得罪中国政府。中国地方政府呢,则拖着,惹不起你,拖着不给你的学校盖戳总可以。不盖戳,你的学校就是非法,学生毕业了不承认,那人家孩子还读什么呢?这是国家政治,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当然不在政府考虑之列。没过一阵,这种政府审批都要进行一次,莫宁格一中产阶级女人,哪懂得官场这一套潜规则?所以头大如斗。后来,她慢慢学乖了,盖戳的时候,就不洋人出马,引入注目了,请了学生的家长代办,那就很好办了,盖个戳,那不是小事嘛……

          总之,莫宁格的教学生涯,便是如此,学生、社会人员、军队、官员。她的世界,我想,就如我父亲当校长的世界一样,课桌的维修啦,学期的开学啦,等等。 

        

  • 2012-02-13

    相遇13.莫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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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宁格来到的海南,是男尊女卑中的男尊女卑社会,现在也是。这种男尊女卑,在当时中国都是出格的。大陆(海南人的称呼)人再怎么男尊女卑,也没都要女人去做苦力,男人不干活的。所以,他们来到南方,见了都很诧异。在中国,越落后的地方,妇女地位越低。

            最早把女校带到海南的,是传教士,嘉积女校正建立于莫宁格来之前2年。他们如何招到学生的?如何做的广告?不可得而知。

           莫宁格发现,海南社会不知道女人读书这回事,男人认为,女人很笨,根本就不该读书。莫宁格愤愤不平地讲,事实上,来读书的女孩子,后来证明,都很聪明。但她又很郁闷地发现,她要跟谁谈点工作,诧然发现只能跟男人谈,女人还真不知道如何插手。原因很简单,当时的社会性事务,都是男人负责,没女人什么事儿,自然也就不懂。

          莫宁格所在的琼东县,后来改名琼海,它在中国女权运动里,是一个象征。莫宁格到此后的十三年,便兴起了红色娘子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恩仇深,中国人都熟悉。红色娘子军的成立,跟女校有没有关系?不知道,但中国社会的巨变之快速(虽然大多只是观念上),超乎想象。

           如前所述,莫宁格也不是来自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她到海南5年后,也就是1920年,美国才通过宪法第十九修正案,女性才获得完全的选举权。这还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觉得有必要团结国民的缘故。至于职业妇女,也不被舆论所容纳。莫宁格正是由此种工作压力,才选择了背井离乡,到海南来当传教士的。她所目睹的这一切男权统治,一样的出现在美国清教徒世界里,只不过,她自己习焉不察。读她的书信,她似乎对男权统治的清教徒美国,无甚批评。

          一次,她去香港,看见几个美国水兵喝的醉醺醺的,觉得很羞辱,觉得他们给美国人丢脸,禁酒是美国当时的道德律令,她这说法,我觉得,她是一个中产阶级道德接受者。对于女权运动,她无只言片语。

         这是两个大的文化系统的相遇。莫宁格,就像一只小白鼠,出现在两者的中间。在女权方面,美国在渐变,中国在巨变。有时候,中国蜕变的剧烈,不是莫宁格所能想象的。

        中国女权运动的发动,有两派,一派是女人,如秋瑾,另一派则是男人,张之洞、孙中山以下。当然是后一派势力大,他们之所以解放妇女,归根到底,不是为了妇女,而是为了民族,因为他们发现,如果妇女也有知识,也能工作,那么中国抵抗外敌,便加了一倍的力量,如此而已。所以,中国女权运动的发起,包括女子教育的发起,便是张之洞。美国清教徒世界的女权革命,对妇女到底是否出外工作,存在争议。中国的女权革命,其实不存在不工作的问题,中国妇女始终在工作,牛马一样的工作!

         红色娘子军的成员,实际上,都是贫苦雇工,或是谋食无门,或是拒绝童养媳,才出门参加革命的。困难困难,困在家里就难,出路出路,走出去才有路。她们的革命,说到底,跟莫宁格的当传教士,本质是一样的,只是不同的系统,不同的社会,决定了她们能选择的道路不同。

        当莫宁格在琼海最繁华的嘉积教书的时候,她所不知道的另一股潮流(也许有她的学生?),红色娘子军们则在最贫瘠的山区里为了革命,也为了生存在战斗。

        荣枯咫尺间,惆怅难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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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避免,要参与社会运动,这样,我们必须不停选择一个身份,医生或者教师或者公务员或者城管,必须选择一个规定动作,体检或者体操或者去银行,这样,我们有一个“社会化的我”,即“客我”。

           这个“客我”,不是生来具有的,而是从娘胎里开始学习的,出了娘胎更加学习,察言观色,小孩子,据我观察,就懂得用哭泣与微笑来操纵大人。这也是社会化的一个过程。

          这样,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常识世界。这个世界飘满了各种各样的常识,如同科学知识,由你去选择。

          首先是选择什么样的角色与价值。陈寅恪骂郭沫若,说你要当段文昌,我就当韩愈!还有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诸葛亮。这就是有意无意的模仿,因为有一套“规矩”,当韩愈,当诸葛亮,这就是角色选择,也是意义选择。

          其次是选择怎么做事,这也有成规,去投票,这没有成规,去下跪,这有成规,并且是被检验有效的成规。

          当你做事的时候,选择的时候,有没有脑海里一闪,闪过史书里、小说里、电视剧里、生活中的人的角色?你的决定,有没有模仿他们?

         这种自觉模仿,米德叫做“自我类型化”,我们中国人倒可以叫做“自我脸谱化”,你看那些京剧脸谱,多类型化呀!

         正因为它脸谱化,类型化,所以常识摒弃了太私人化的生命史,而成为一些大而空的类型化知识,抽象概念,由此特容易被接受。

         我们,有意无意地自我脸谱化,我们的许多脸,是死掉很多年的人的脸:诸葛亮,张飞,曹操,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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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上自然课,听古代科学家推测空气,说:空气就是另一种水,我们就是另一种鱼,淹没于水而不自知。不由惊叹,这听起来如此简单,如此理所当然,但人类也用了几千年才知道!

          舒茨有一个类似的观点,科学是对常识的一种极端化模仿。比如,没有动量、引力、抛物线这些术语,物理学根本搞不起来。科学要自成一个系统,就必须自己建立一套术语,一些公设,才能有自己的世界。

         舒茨讲,常识也如此:(1)常识不是具体的经验,而是一整套复杂的抽象的概念化知识。(2)常识自成一个系统,有自己的知识构成,比如,我们这的“曹操”,“诸葛亮”,“张飞”,其实也是一个概念化的知识,我们都知道,袁世凯就是曹孟德,至于当代诸葛亮是谁,我们都知道。(3)最早教会我们抽象化事物的工具,是语言。

         所以,常识不是很简单的,是一个很复杂的抽象思维系统,符号系统,意义系统,因为这就是人类这种精神生命发展起来的。我们不知道它如此复杂,正如我们不知道空气是另一种水,我们是另一种鱼。

         科学虽然超越了常识,自成系统,但是它建构自身的模式,依旧是常识的龟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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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南元先生的《认知科学与广义进化论》,讲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论断:所谓价值,最大的根基就是生物生存价值。幸好他的书没人读,否则会被口水淹死。

         精神生命的出现,使得“意义”一跃而出,与“本能”共同作用于人类。

        到目前为止,精神生命的生存,依旧受制于生物肉体,所以,它的价值根基,的确是生存本身。这也就是“意义” 的最大地基,是生物的生存与繁衍。

        但是,对于跃过生存底线者,“意义”就分岔了,虚假繁荣了,它的力量也就大了,于是,我们作为一种精神生命,就时时出在意义与本能的双重电击之中。就像饥饿者,吃人肉不是什么道德问题,到了吃饭不是问题,吃狗肉都成了论证焦点。

        人类,在我看来,就是在“意义”与“本能”的高速公路上东躲西藏的小白鼠,那样渺小。就是因为我们太渺小,我们才用意义撑起来,康德讲的“胸中的道德法则”,其实,那是一个电棍或曰鞋楦或曰衣架……

        把我们撑起来吧,渺小的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