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10-19

    过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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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杨健)
      
    这里是郊外,
    这里是破碎山河唯一的完整,
    这里只有两件事物,
    塔,落日,
    我永远在透明中,
    没有目标可以抵达,
    没有一首歌儿应当唱完。
        
    我几千里的心中,
    没有一点波澜
    一点破碎,
    几十只鸟震撼的空间啊,我哭了,
    我的心里是世界永久的寂静,
    透彻,一眼见底,
    化为蜿蜒的群山,静水流深的长河。

     

     

     

     

     

     

     

     

  • (上)红豆杉;(下)乌柿,柿树科。

  • (左)野西瓜苗,锦葵科;(右)东方蓼,蓼科。

     

  •  

    《南方周末》上批评舒婷的《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1979)把“公民/国家”的关系“歪曲”“女儿/母亲”。二十八年如电抹,今天要求“祖国”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不但有些肉麻,而且有些恐怖,连舒婷自己都受不了(《我已是狼外婆》,2002)。

    有的世代,生命比观念快;有的世代,观念比生命快。1840以来的中国,“高原水出山河改”,十年一变,观念就如长江后浪推前浪,《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不过是其中一朵。大约1930年代,黄仁宇告诉父亲,英人小泉八云因为羡慕日本文化而入了日本籍,父亲鄙夷地说:居然有这样下流的东西!但黄仁宇在自传《黄河青山》(1983)中就这样“下流”地写道:“美国现在是我的家,也是我的国家。我不需要多说对美国的热爱或者情感联系,因为我毫无意愿离开。我享受美国的种种事物。我成为归化公民,心情愉快,一点也不后悔。”(P525)。

    契约版的“公民/国家”和母子版的“子女/祖国”, 其实是不同社会类型的意识形态,是在历史中逐渐区分出来的。如今的中国开始认同“公民/国家”,厌弃“子女/祖国”,但前路还远,所以舒婷诗里的“祖国”和“国家”就是混淆的。舒婷的诗,我们的阅读,都是一种过渡时期的“与“读”。

    许多人批判朦胧诗,一个理由是他们只有“集体意识”,没有“个人话语”(有趣的是,北岛、舒婷也认同这种批判)。这么说的人没有想到:所谓的“个人话语”也是一种社会构造物,也是一种新的“集体意识”啊!没有一个人能脱离他人,没有一个人不是被社会塑造的,你以为是自己的东西,其实是集体给你设计的,“把我们这样切,把我们那样切,等一下又变成同样颜色的细粉”!(穆旦:《城市的舞》)

    《南方周末》对舒婷的批评是一种“价值评判””。“价值评判”该不该影响读诗呢?搞文学的大概都习惯性地不应该。但要回答这问题就不能只考虑舒婷,还应该考虑别的。比如,这样赞美小脚:“起来玉笋尖尖嫩,放下金莲步步娇”(《欢喜冤家》)这样赞美初夜:“轻把郎推,渐闻声颤,微惊红涌”(林庚白:《醉春风》)……

    我想,大概不会有什么答案吧。

     

    2007-10-16

  •  

     

    它的爪子从树上下来

    和我的脚趾面面相觑

    然后它摇了摇矜持的尾巴

    表示已经说了点什么——

     

     

    它的眼里有大大的善意

    向着递来的板栗

    我的手里也有小小的善意

    在塑料袋里:一个鸡蛋、一把薄荷、半斤瘦肉——

     

     

    我注意到:吃板栗的时候

    它先吻了一下

    就像一个虔诚的口琴艺术家

    噢,要尊重食物——我同意——

     

     

    今晚,我要在四层楼躺下

    抱着我的瘦和亲爱的锅铲

    今晚,它要在下边的树洞里躺下

    枕着一堆板栗的梦——

     

     

    其实,我更想送它一根芦笋

    但它看都不看我新买的小提包

     

     

    2007-10-9

     

  • 2007-09-30

    读诗记Ⅰ.《阙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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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吴录》载吴三桂事迹:“新安谢四新博学,在承畴幕中,桂纳交最厚……(反后)遣使潜至徽州聘谢四新,四新辞不赴,答一诗曰:‘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讵卧薪?复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丹心早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永夜角声应不寐,那堪思子又思亲。’使回,桂怒骂曰:‘薄福小人!’。”

    觉得这诗好:(1)中间两联写吴三桂一生,非常精炼;(2)尾联作者回想三十年来家国往事、逝亲旧友,悲不能寐,谴责有之,怀旧有之,感情很复杂。

    后来一想:(2)是我“自作多情”了,尾联其实在挖苦吴三桂,说他为女色和帝位抛父弃子。一首刻毒的讽刺诗,我却解读成“同情之理解”的作品!这样读,讽刺的痕迹就很急,很狠,我就不太喜欢这诗了。

    里尔克讲:写诗不要讽刺,多些宽容和理解;这近似陈寅恪讲研史的“同情之理解”。李零评吴三桂,认为他一生被两个因素控制:首先是身不由己,其次是一念之差(《汉奸发生学》《一念之差》)。这里面就有“同情的理解”。

    忠奸分明的道德观,是古代的常调,司马迁那样的人总是少有。就算在今天,这种道德观虽然削弱,但还是很主流,李零就因为写《汉奸发生学》,被一些老先生告到“官府”里……之所以没有“捉将官里去”,说到底是社会改变了,所附着的情感(包括诗的情感、史的情感)也都在改变。比如,我和李零更感兴趣的,就是存在性,而不是道德观。我想,这里面或许透露的是人类认知结构和情感结构的改变。

    附记一:唐德刚论袁世凯扑杀义和团:“他也是传统官僚,对草芥小民德黑社会、土迷信,一向也认为是盗贼渊薮,必要时他也未始不可作袁屠夫,一杀了事。……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社会问题’这一概念。他们只知道强盗土匪就是坏人,就该剿灭。偶尔虽可招抚以劝善惩恶,但是像毓贤那样大规模的招抚,只能更增加麻烦。盗贼土匪很多都是饥寒贫民铤而走险德,毓大人把他招抚了,并未能解决他们的衣食问题。当了兵还要靠抢劫过活,那就官匪不分了,这在传统官僚看来成何体统?所以他们就力主剿灭了。当然剿灭也解决不了吾人今日才了解的所谓‘社会问题’。但是剿灭总是合乎三千年传统的老香火。——谈什么解决社会问题,那就是把十九世纪错当成20世纪了。”(《晚清七十年》,P455

    附记二:此诗一认为张茂稷作,名为《读史偶感》。

    2007-9-30

     

     

     

  •          

                                         

    前一篇札记,原以为写得明白,不料几个朋友都说乱,不知所云。所以复述一下它的主旨:进化论假说认为地球生命是不断进化的,人类不过是进化中的一个阶段;我以此假说检讨康德、托克维尔、尼采等人的学说。

    下面讨论人类的伦理问题,这次自我检讨,努力写清楚点。

     

     

    日本漫画《寄生兽》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外星生物降临,寄生在人类身上,以人类为食。这样,传统的食物链:“人类——其他动物——植物”变成了“寄生兽——人类——其他动物——植物”,不但“小鸡快跑”,人类也要快跑了……

    在故事中,男主人公打倒了一个强大的寄生兽,准备给它最后一击时,却踌躇起来,觉得虽然对方以人类为食,然而也有其生存的权利,想放它一马:“也许……以人类的立场而言,我正犯下一件十恶不赦的重罪也说不定!可是……难道所有对人类有害的生物都没有生存的权利吗?”。但他还是把它杀了:“虽然对你很不公平,但是,……对不起……我只不过是十分渺小的人类,我所能作的也只是保护我自己的家而已。”(《寄生兽》卷十)

    这情节很能讲明白人类伦理的一些特点:

     

     

    1)自利原则。社会共识的(不是哲学家自己设想的)道德,都含有强烈的自利性。在这种道德中,某种团体的利益,比如部落、国家、人类、地球……高于其他团体。所谓“利益”,我们不能定得太具体,像“名”这种精神上的享受,也是一种特殊的利益。

     

    2)利他主义。为了本团体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维持种的延续,是任何社会生物都存在的行为。(威尔逊:《社会生物学》)蚂蚁尤其特出,惠勒就称之为“超有机体”。纳粹也讲:“你是无,整体就是一切”。

    如果说灵长目动物(包括人类在内)的利他主义有些特殊,那可能(只是可能)体现在由精神层面的“道德”( 善人、烈士、英雄、伟人……)来执行,而不是本能。德瓦尔发现,黑猩猩乙援助过被敌人攻击的黑猩猩甲,后来乙受到被敌人攻击的时候,向甲求援,甲畏惧不敢前来,乙勃然大怒,追打甲。这个事件就显示出类似于人类的“道义上的谴责”。(《灵长目动物如何谋求和平》)而诸多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都指出,道德伦理在乡村社会以及面对面群体的交往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一种不成文的法律。斯科特尤其指出,东南亚地主与农民的依附关系,是建立在一种道义互惠关系上的,即“农民依附于地主,地主保证农民的基本生存”,是为“道义的经济学”(《道义的经济学》)。

     

     

    3)团体拓大。在“人”这一物种的历史上,伦理上的(未必是事实上的)利益共享团体是逐渐扩大的,从部落→国家→人类→灵长目生物→地球生命,迄今仍未完成。扩大的原因很多,但比较主要的,一是理想,一是现实。伦理的理想只有得到现实的支撑,才有实现的可能。所以,“我有一个梦想”的理想实现了;而佛陀的“众生平等”始终只是一部分圣人的行为,——据说,弘一法师每次坐藤椅之前,总会摇一摇,让附着的虫子躲开,免得被他压到。

     

     

    4)双重伦理。中非的倭黑猩猩,是人类的近亲,智商很高,能分辨“镜中自我”,有爱,有恨,过家庭生活;同时也是中非人爱吃的肉类,餐馆中列为美食。20日本学者估计还有10万只(the last ape : Pygmy Chimpanzee Behavior and Ecology),最近《南方周末》报道只剩2万只。 如果我们吃倭黑猩猩时这样想:“这种动物跟我们一样,会想,会爱,会恨,有情人……”吃得下吗?大概难。能不吃吗?也比较难。所以人类需要一种维护罪恶感的“分类学”。所谓“分类学”,往往和利益联系紧密。比如,我们是“理性生物”;其他动物是“本能生物”,没有理性,没有灵魂,杀之可也。其实,理性并不是一个“东西”,不过是一种衡量利弊的能力,动物怎会没有?德瓦尔就发现,雄黑猩猩们为了谋求权力和地位,共谋、阴谋、阳谋都一块用(《黑猩猩政治学》)。这难道不是理性?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理性”的有无,而在这个“分类学”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这是我们对同类讲“人道”,对异类讲“兽道”的根本原因。其实,“分类学”可以对付其他物种,也一样可以对付自己同类。古希腊哲学家认为,公民有“自由”德性,奴隶则没有,也是这种双重标准的伦理模式。“分类学”用处之大,由此可见。

     

                                                               2007-9-27

     

    《寄生兽》网址:http://www.xdongman.com/33/cartoon_32083.html

  • 2007-09-24

    到天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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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不觉,生日了。

    习惯一个人,没过几次生日,最近一次,似乎也很久了。但这次有点特别,从这门槛里过去,我就不再二十了。

     

     

    居然活到了三十岁,想想都有些诧异。

    《论语》讲:“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老杜讲:“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

    虽然向往,我没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坐下来想,觉得很厌烦,问自己是不是在这世上活得够了,该去看看别的世界了。

    跟傻瓜讲,她有点紧张,大概缺乏劝慰自杀者的经验。

    其实只是想想:没有向死的迫切,主要是对生的厌烦。

     

     

    三十岁的人,不考虑娶妻生子,养家糊口,还在为生与死烦躁不安,似乎有点荒谬。

    认识的人,有的人信仰了宗教,有人信仰了精英哲学,于是解脱了(?)……

     

    我不信,不信,因为这些都不是真的,我没法欺骗自己。

    阿黄讲,烦躁源于传统文化的丧失。

    我也不信:杜甫就不烦躁吗?临死前几年,他还信仰佛教以求解脱呢。他的绝笔列了15个“圣贤”,但他不烦躁吗?读李白《临路歌》,他不烦躁吗?

     

     

    烦躁只能麻木(逃避淡化),只能麻醉(皈依信仰),不能化解。

    死能不能化解呢?不知道。

    在《倚天屠龙记》中,明教教众临死前,是这样念颂的:“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有何欢,死亦何苦?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从小始终不能忘记这段话。

     

     

    当年,帕斯捷尔纳克被全苏联围攻,即将死去,死前写了一部诗集,叫《到天晴时》。喜欢这名字。

    《千与千寻》中,千寻逃出城堡,走在晴朗的天底下、蔚蓝的海水中,然后开来了火车,……那一刻很美。除了《到天晴时》,还有一部片子的名字《开往天国的火车》,都可以作这一刻的名字。

     

     

    到天晴时……

  •            (《攻壳机动队》)                   

    和戴华聊天,讲到进化论,感慨:进化论,简单,但牵扯的面实在太广,人类知识如果脱离它,就很难聚成一个整体。

    下面一些或是心得,或是摘录,不分顺序:

     

     

    有两个假说是人类知识的基础,是基础中的基础,范式中的范式:神创论和进化论。知识的生产,可以对它们存而不论,但它们始终存在于背后。我们可以只讨论经济学的具体操作;但经济学实为“生物经济学”也,它背后不能没有进化论或者神创论在。

    表面上,进化论的对手似乎是“停滞论”、“循环论”,但后两者实际上回避了生命起源的问题,跟进化论不在一个层次上,只能从属于进化论或神创论。

     

     

    <非零年代>导读》:“Evolution这个词,或曰‘进化’,或曰‘演化’。‘进化’含越变越进步的意思,进步到‘高等’就是‘目标’。‘演化’则不含进步的意味。达尔文认为天择没有目的性,因为随机无规的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天择,不可能有方向和目标,故达尔文的本意是‘演化’。赖特在本书里持‘进化’的观点,认为天择有‘方向性’,但是方向并非朝‘预设的目标’前进,而是有一个机制,而在此机制的运作下,一路走来,自成方向。……进化的方向是‘越变越复杂’,至于是什么‘样式’的复杂,则无‘预设’。” (p5

     

     

     

    1835年,托克维尔这样写道:“我们每天都在一种不可抗拒的运动的驱动下盲目前进。我们在向何处走呢?也许是在走向专制,也许是在走向民主,但社会情况必定要走向民主。”(《论美国的民主》,P222)“人民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件,到处都在促进民主。所有的人,不管他们是自愿帮助民主获胜,还是无意之中为民主效劳;不管他们是自身为民主而奋斗,还是自称是民主的敌人,都为民主尽到了自己的力量。所有的人都汇合在一起,协同行动,归于一途。有的人身不由己,有的人不知不觉,全都成为上帝手中的驯服工具。”(《论美国的民主》,P7)“这场不可抗拒的革命,已经冲破一切障碍进行许多世纪,而且今天还在它所造成的废墟上前进”( 《论美国的民主》,p8)……

    无数智者都看见了这股汹涌巨潮:托克维尔看见了“民主”;康德、黑格尔看见了“理性”;马克思看见了“共产主义”;韦伯看见了“理性化”;孙中山看见了:“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们看见了“全球化浪潮”……

    1859年,托克维尔去世那年,达尔文一言以蔽之——“Evolution”。

     

     

    是什么在推动着进化?或者,是什么在推动着人类社会“不可抗拒的运动”?

    托克维尔告诉我们,是“利益”。这不是什么新奇的说法:斯宾诺莎讲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康德讲人类的发展是“非社会的社会性”(《历史理性批判文集》);道金斯声称生命都有“自私的基因”(《自私的基因》)……这也就是生物学、历史学、经济学都默认的“自利原则”。

     

     

    利益使人争,要生存,就必须竞争。

    生物中有“独栖生物”与“社会生物”,社会生物又划分有人类、黑猩猩、蚂蚁、蜜蜂……

    生物>社会生物>人类。

    有独栖生物的生存竞争方式,有社会生物的生存竞争方式。

    尼采赞美独栖生物的生存竞争。追随他的杰克伦敦写了《海狼》,里面的超人是孤独的。然而,团体合作才是社会生物的生存竞争方式,也是人类胜出的一个原因。赞美个体竞争,蔑视团体合作,是一种伦理假想,不是一种事实判断。

    最简单的例子:没有和菌类的互惠共生,地球上树木就会立刻灭绝。

     

     

    劳伦兹发现,狗存在“投降仪式”,战胜的狗能克制自身,“不杀降”。(《狗的家世》)

    古多尔发现,黑猩猩能够残酷杀戮自己曾经的好友,仅仅因为它分裂出去,另立山头;在杀戮其他团体成员同时,它们仍然友善地对待自己团体的亲友,以及它们的孩子。(《在黑猩猩中间》)就像吴思指出的那样:旧时代的土匪,在地盘外烧杀抢掠,在地盘内遵纪守法。

    德瓦尔发现,灵长目动物不仅懂得竞争,而且懂得谋求和平,维护团结。性交、玩笑、互相捋毛等,都是谋求和平的手段。(《灵长目动物如何谋求和平》)

    维护自身团体的团结,是社会生物生存至今必然的手段。

    人类呢?人类维护团结的手段是什么?

    答曰:社会仪式(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意识形态(如种种类型的利他主义)、阶层制度……

     

     

    自由民主社会能够胜出,不因为它最“人道”,而因为它最具竞争力。托克维尔对美国强大的社团组织印象深刻,多次分析其社会组织的生存竞争,如:南方蓄奴制社会与北方自由工人制社会的生存竞争(《论美国的民主》,P403)、英裔美国人与法裔美国人的生存竞争(P356)……

    无论是社会团体的竞争,还是民族国家的竞争,必然是合作能力最强的最终胜出。竞争者如果不采取此种制度,就会逐渐灭亡……民主有利于进化;但我们不能说,进化是为了民主,我们无法证明进化有这样一个“目的”。

     

     

    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写于17841797年。从进化论角度看,其命题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1)人是进化的:从“本能的人”向“理性的人”进化;

    2)人是进化的终点;

    3)进化有一个善的目的,“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是“大自然”把“理性和以理性为基础的意志自由赋给了人类”,以获得“幸福与美满”(《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

    这是进化论的一种原始类型:启蒙主义类型。

     

     

    押井守的动画电影《攻壳机动队Ⅰ》(1994)和《攻壳机动队Ⅱ.无辜》(2004),讲述人类在未来使用电子脑与机械身体,甚至脱离躯壳生存于网络中,导致人与机械人的区别日益模糊。他的进化论模型不同于康德的:

    1人是进化的:从“生物的人”向“非生物的人”进化;

    2)人不是进化的终点;

    3)进化没有一个善的目的,没准还是通向地狱。

     

     

     

    《攻壳机动队》英文名为“ghost in The Shell”,可译为“壳中的灵魂”。押井守这样讲:“人类和动物决定性的区别是记忆。当电脑出现后就可以把记忆存储在身体之外的电脑里,从而新的人类诞生了。”

     

     

    《上帝与新物理学》:“灵魂是由什么材料构成的?这样的问题是无意义的,其无意义就像是问公民权或星期三是由什么材料构成的。灵魂是一整体概念,根本不是什么材料构成的。……离体的精神能够以存在吗?可以再打一个类比,一部小说是由字词组成的,但小说也完全可以以声音的形式储存到磁带上,或译为密码用穿孔机打在卡片上,或变成数字存到计算机里。大脑死亡之后,精神能够转移到另一个机制或系统里,继续活下去吗?显然,这在原则上是可能的。”(P92

     

     

    我们要看清楚托克维尔、康德忽略了什么,可以把德日进加进来。德日进认为:人的出现乃是进化中的一件大事,是地球长达三十亿年进化历程的一个飞跃。(《人之现象》)托克维尔、康德的局限在于:把人类当作终极之物,把民主社会当作进化的终结。

    1989年,福山追随托克维尔,得出自由民主的实现是“历史的终结”这一结论。如果把人类看作进化的终点,民主社会可能是“历史的终结”;然而,如果把人类看成是进化的一个阶段,那么:进化仍在继续,因为它的燃料并未燃烧殆尽。

     

     

    “自利原则”、“生存竞争”、“非社会的社会性”这些燃料一旦消失,人类将会如何?凯恩斯这样写道:“……如果我们不往前看而往后看的话——我们发现,经济问题迄今一直是人类的最迫切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不仅对人类,而且对包括最原始的生命形式在内的整个生物世界也是如此。在大自然中,为了解决经济问题,我们不断演化——包括我们的一切冲动和最内在的本能。如果经济问题得以解决,人类便丧失了它传统上的目的。……我怀着惧怕的心情来设想普通人对无数世代遗传下来的习惯和本能加以调整,要求他们在几十年之中把传统的习惯和本能抛弃。用今天的话来说,我们大家是不是都要‘精神崩溃’?”(《我们子孙的经济可能性》)

     

     

    “人”这一物种在进入文明社会后,并没有停止进化,只是相对来说,身体的进化慢于精神的进化罢了,用威尔逊的话说,就是“文化进化”领先于“生物进化”:

    毛斯指出,“我”的概念,就不是人诞生后就有的,而经历了这样一个形成过程:面具/姓名(原始社会)——位格(基督教中世纪)——主体(现代社会)(《社会学与人类学》,P2),“1718世纪提出的各种概念构成了确定人的概念的基础:人=我,我=意识,而且是意识的原初范畴。”(P296

    埃利亚斯也指出,人的情感结构也是朝着强化自控能力的方向进化的。比如,许多普通人与哲学家都“把个人想象成生来就是一个有外壳、有内核的封闭的容器”,即“封闭的人”:“关于‘外壳中的自我’的观点已经成了新哲学中固定主题之一,比如像笛卡儿的思维的我,莱布尼茨的没有窗户的单子,康德的认识主体,这一主体不可能越出它先验的外壳而进入‘事物本身’。”(《文明的进程》,P37)他认为,这不是事实,而是一种假想:“这部分是因为人们错把理想当成了事实,部分则因为把人的自我控制机制物化了,把人的情感与人的行为机制相隔绝、把人的情感与行为以及对行为的直接控制相隔绝的缘故。”(《文明的进程》,P45)“封闭的人”这个概念之所以盛行起来,正是社会进化造成的:“在人的自我认识里所意识到的隔开‘主体’与‘客体’,隔开‘自我’与他人、社会的那堵墙就是文明所要求的、部分为自动起作用的自我控制。” (《文明的进程》,P42

    福柯不信进化论,但他的《规训与惩罚》用埃利亚斯的视野里来读会更准确。

     

     

    哲学家们采用“封闭的人”这个概念,我想还有操作方面的原因。为了方便研究,对现实进行适当简化是应该的。普里高津批判牛顿科学模式的可逆性,指出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实际上是不可逆的(我们可以看见桌子上花瓶摔碎,但不会看见碎片跳上桌子组成花瓶);但如果放弃可逆的科学模式,牛顿就不可能建立他的科学大厦。同样,没有“封闭的个体”的假设,笛卡儿哲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都面临着无数技术上的难题,无法成为“常规学科”。

    所以关键在于,当我们选择“封闭的人”这个假设的同时,需要补充哪些条件,以避免假设带来的盲点?

    同样,我们看见“常规学科”时,不能忘记它背后的暗影,就像笛卡儿背后还有埃利亚斯,就像经济学、社会学背后还有政治经济学(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就像数学、物理背后还有热力学第二定理……

     

     

    一切皆流,方向是大海。

    但大海是什么?在哪里?

     

     

    杜牧:“长空淡淡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

     

     

                                             2007-9-12

     

  • 2007-07-31

    谈话,2007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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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戴家谈话,谈到深夜。

    同在北京,一年没见,他的是老话题:孟姜女传说的源流考证。几年来,他在谋生之余,梳理孟姜女的故事源流,想以此为基础,做一个中国叙事学研究,与普罗普、热奈特等一争高下。

    我的是新话题,上次来聊植物学,这次是人类学。

    这几年见面,戴讲得多。以前不是这样,那时共同讨论杜甫、于坚、海子、朱文(还有一些现在羞于再提的诗人)、海德格尔。现在则变成这样:他讲他的,我讲我的,一开口就要换对方的话题。

    我们不再谈论诗,也少谈论哲学——当年他认为海德格尔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不知道是否还这么想。前几年在潘家园附近住下后,他淘了大量的古代文献(我还没见过哪个古代文献研究生有他的硬件水平),开始持续钻研陈垣、陈寅恪、汤用彤,以及一些我闻所未闻的人物。

    常常觉得,他不作学问太可惜了;同时也觉得,自己不是他合适的对话者。他如能碰见一个良友互相切磋,大概不一样。在求知方面,我们都比较寂寞。我的寂寞是不善交流;他的寂寞是缺少交流,之所以缺少,是他没有混进“学术”队伍。

    算起来我们都快30岁,谈论这些作甚么呢?升沉自古无穷事,愚智同归有限年,孟姜女何时起源,人类如何思想,都不能使我们免于饥寒,只是尘世上有待灭绝的怪癖。

    不久他就要离开北京,会好几年不见;他回京的时候,我可能不在北京了。大局未定,谁知道未来呢?我对离别没有太多感触,并且他到了南方没准会有一番新的境界,就像杜甫不到成都就会毕生瘦硬一样。

    我感触的是:10年前一起谈话的朋友,大部分成了陌生人,而我们还在桌边谈论。我们谈话的形式比我们谈话的内容更长久,就像两个滔滔不绝的杯子。

  • 忽然想起这本书,这个人,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人记得。

    我上大学前后,他从楼上跳下来,然后朋友们为他出了这文集。我翻过,现在无意重温,只想回忆一下:

    他的死,曾激起一些过高的议论,现在的冷清则把这些扫进了故纸堆。死并不能增添太多的溢美。悼词是寒冷的,只供一次性焚化,不能背负太多的光。

    他的书大约谈到了洪峰、余华、苏童、汪曾祺、金庸等,颇为顶礼膜拜。仅此,就可以看出他与真知的巨大距离。他是典型的中文系“规格产品”,被局限在文史哲里,没能看见更美好的东西。读他的书,能感受他的陶陶然,又不能不为他遗憾。

    书名《灵地的缅想》,他的确产生过一些文科思维塑造的“缅想”。

     

    有时会忽然想起一些死去的人,或者超凡脱俗,或者庸庸碌碌,或者不知其详,但感触我的是这两者:他们偶然的想入非非,他们必然的死。

                                                     2007-6-19

  •                                

                                我在天空深处高声询问:谁在?

     

    从天空中站起来呼喊

    又有谁在?

                                      ——《弥赛亚》

     

     

     

    毕业后就没读过海子,这次翻了翻,有点感想:

    海子的诗句,像“野花是一夜喜筵的酒杯/野花是一夜喜筵的新娘/野花是我包容新娘/的彩色屋顶”(《春天》),“夜里风大  听风吹在村庄/村庄静坐  像黑漆漆的财宝”(《两座村庄》),“大地孓然一身  至今仍孓然一身”(《北方的树林》)、“回声/这是两只丰收的篮子  彼此对称/乳房/手”(《秋天》),有点超现实主义的味道。这应该不是受了超现实主义的影响(海子比较狂,眼里只有但丁这类人的),而是两者都使用了“自由联想”、“自动写作”的结果。据西川讲,海子常常坐着写一夜,写出大量废品和几句有价值的诗句。我猜,他大多数诗是“乱写”下产生的。因此,这本书里80%的诗作逻辑错乱,不堪卒读,就很自然了。陆游讲,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文章不能讲是天成的,但的确“偶得之”。情绪、环境、遭遇等机缘的组合,会成就一篇好作品。海子虽然写了无数的废品,但能收获《亚洲铜》、《遥远的路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黑夜的献诗》、《四姐妹》等,就不算白费。

    以如此寥寥的作品,却能占据如此高的地位,赢得这么多崇拜者,这本身就是一件奇迹,比他写得好的于坚、杨健都没有这运气。海子的出众,一个原因恐怕是他属于“先知”。海子喜欢弥赛亚,喜欢荷尔德林,认同“诗人是黑夜的祭司”的提法,——这其实也是海子的自诩。所谓“先知”,最好理解成中性词,不能当褒义词讲。照唐德刚的观点,基督教的弥撒亚、约翰固然是先知,洪秀全、严新、搞人民圣殿教的汤姆.琼斯也属于先知,就是级别低一点。(《晚清七十年》)至今,人类仍讲不清楚“先知”为何有这么大的精神力,但它是人类社会共有的现象,只是不同社会有不同的存在方式罢了。在中国,汉代的王莽把国家的宗教场所都废了,先知都流落到民间去。高僧、气功师、巫师,级别或有不同,其实一类也。(李零《花间一壶酒》)海子嗜好《圣经》和气功,还想著一本《伪经》,都很能说明这点。

    《春天,十个海子》是海子最后一首诗,行文特别混乱,“你”、“我”、“海子”、“他们”等人称交互出现。最后一段是这样的:“那里的谷物高高堆起,遮住了窗户/他们把一半用于一家六口人的嘴,吃和胃/一半用于农业,他们自己的繁殖/大风从东刮到西,从北刮到南,无视黑夜和黎明/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我猜,“你”指的是“先知的海子”,“曙光”则可以用他喜欢的“光明”、“诗歌”、“大地”、“神”等褒义词置换。这是“俗人的海子”在否定“先知的海子”:生活没有“你”所说的那些神性,生命就是赤裸裸的吃、喝、性交、繁殖,如此而已,毫无意义。在诗中,“俗人的海子”不但是第一叙述者(“我”),而且具有数量的优势,至少有十一个(“十个海子”、“我”);而“先知的海子”则只有一个(“野蛮而悲伤的海子/就剩下这一个,最后一个”)。至此,海子的信仰崩溃了,就像吕克.贝松电影《圣女贞德》中的贞德,信仰最终被代表经验理性的黑衣人击溃。当然,个人的内心与他的诗歌未必是合一的,海子的死,不见得是这个原因。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在《春天,十个海子》中,的确清楚地体现出了这种崩溃。

     

     

                                                        2007-7-15

    吕克.贝松电影《圣女贞德》

  • 2007-07-16

    送别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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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睁不开眼的雨水里

    你和火车加速离去

    把站台推向我——

     

    我和站台

    就像离婚的左手和右手

    尴尬地站在一起——

     

    这是我曾认识你的证明

    这是我曾认识你们的证明

    这也是——

    我爱这世界的证明

     

    2007-7-12

  • 动物行为学的开山,社会生物学的前驱

  •  

    就像钟声敲响一般 灶火熄灭了 
    十二分钟后 那只老鼠将爬过苹果、鸡蛋
    儿子 我也会听到你黑暗中的鼾息
    带着果实的味道
    我知道 今天采摘苹果的时候
    你好几次停下来  凝视着我的房门
    眼光闪烁
    不是由于爱 而是由于陌生和怜悯


    我是一个病人 已经老了
    没有办法再见到这个冬天的雪花
    我曾经和你年轻的母亲扑到雪地上
    手臂用力划动 画出笑声和心的图案
    然后吻去她嘴角融化的水滴
    儿子 你将来也会这么做的
    带着你心爱的女人 或许是我的儿媳 或许不是


    将来 你还会谈论死
    就像谈论一个空洞的词
    而我现在正在进入它的深谷
    我在缓缓坠落呀 那下面就是千古
    于是我知道我将要把你们忘记
    我感到快乐


    儿子 我们的感情不是血肉 只是缘分
    我们是果实 到头来就要成为另外一种果实——
    你的母亲也在沉睡 

    那么安然 那么愉悦
    因为她可以把辛苦和我
    从白昼的玻璃上轻轻擦去
    儿子 你也会把我忘记的
    就像小时候与我在田里锄草一样
    只有简单的几句话会留在你的锄头上——


    一股沉重的力量逼上身来了
    我汗水涔涔
    用左手紧紧握住右手
    我的眼光即将熄灭 就像火把燃起
    而你们都留在黑暗里——


    原谅我,儿子
    就像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和自己          

               2002-9-12深夜
               2007-7-4
    修改
     

    补记:这首诗的结尾刘利华觉得不好,于是改了改。一晃五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