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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爭與和平》第二卷結尾,皮埃爾獲得新生:突然愛上了娜塔莎,他原來當做妹妹的一個小女孩。這個愛,突如其來,他看見做了蠢事的娜塔莎流淚傷心,突然起了一陣柔情,愛上了她。

    皮埃爾這男人,心血來潮,變化多端。這突然的愛,不奇怪。愛情的來臨,使他枯燥無味的生命起了變化,也不奇怪。

    奇怪的是:托爾斯泰在結尾,把這場新生寫得震天動地,居然把1812年的彗星拉來墊背,煽情得轟轟烈烈,好沒來由。

    這兒,味道就不對,太邪門了。

    讀到這裡,我不由得不琢磨是為什麼?

    答案或許會讓你洩氣:娜塔莎,一些文學史家認為,原型是托爾斯泰夫人的妹妹,托爾斯泰暗戀她,如同朱彝尊與狄更斯暗戀妻妹。

    由此我得出的結論是:從小說來講,托爾斯泰這樣寫,可以說是大敗筆,胡編亂造,簡直是周星馳的《功夫》後半截;但從私情來講,沒有這番柔情蜜意,我寫這小說作甚?

    最現實的現實主義小說,潛藏著托爾斯泰最隱秘的愛,或者:xing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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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裡,喜歡托爾斯泰的不少,豬、劉汀、五十萬。記得一次,跟豬在夜裡喝酒聊天,說托爾斯泰影響他最大。他有一首詩,就叫《塔娜莎》。

    傻瓜似乎也喜歡,記得她看我的《安娜卡列尼娜》讀書筆記,結論是“春風過驢耳”!似乎很有點義憤……

    真的,我讀《安娜卡列尼娜》,完全出諸對朋友們的好奇,好奇他們為何喜歡托爾斯泰,對托爾斯泰倒沒多大興趣。

    讀過《復活》《安娜卡列尼娜》以及《戰爭與和平》第一卷,實在不知道好在哪裡。我猜,這大概是我的問題,因為我喜歡的一些小說家,比如毛姆、昆德拉,說到托爾斯泰就流口水,推崇備至。

    但我真是沒感覺。唯一的安慰是,汪曾祺當右派那年,沒書讀,硬著頭皮讀完了四卷《戰爭與和平》,還是不知道好在哪裡。當代第一小說家如此坦誠,我甚寬慰。

    這次讀《戰爭與和平》,意圖還是一樣:好奇朋友們為何喜歡它?

    最後說的是,此時我讀《戰爭與和平》,與當年托爾斯泰寫它,居然歲數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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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個習焉不察的“惡習”,是覺得好玩的新鮮事,都跟人說說,乃至喋喋不休。碰了多次釘子後,才意識到:自己覺得好玩的事兒,別人未必覺得好玩,甚至是冒犯。熟人麼,看面子打個哈哈。不熟的,反感就溢於言表了。一次,在浙江富春江上,跟一個女學者興致勃勃講社會生物學,被尅了一頓,說是“反人道主義”!當時詫異莫名,今日思之,甚可笑也。

    因為思想變化快,朋友批為朝三暮四,猴子掰玉米。其實,我的思路頗簡單,那就是如下路徑:“文學<史學<社會人類學<社會生物學<生物學”。原來是搞文學的,一路逆行,最後落腳點是生物學:用生物學來觀察人類。

    最近才領悟:那位女學者的批判,其實有道理。用生物學來解釋人類,路徑是對的,但是解釋的理論錯了。

    1975年崛起的社會生物學,一大謬誤是螞蟻與黑猩猩與人類等“社會生物”一鍋煮,混淆了精神生命與非精神生命,實際上把精神生命“非精神化”了!比如,螞蟻與人類都屬於社會生物,但螞蟻的神經系統太微小,學習能力很差。而黑猩猩、人類這種動物,學習能力豐富異常,遠遠超過本能。如果解釋人類如同解釋螞蟻,結果便是忽略了“精神”這一個變數!而我們人類的勝出,精神是最關鍵的因素。

    所以,精神現象如良心、激情、愛恨,應該是社會生物學的關鍵內容!但社會生物學根本沒有這個內容,道金斯們用“利己的基因”,用黃蜂來解釋人類,說服力就不夠了。

    現在講破,忒簡單,但我想通這個問題,用了四五年,真是愚鈍啊!

    關於這問題,文學的解答是:人有良心,有感情,有愛。這個解答,我現在悟到,很有價值,但必須轉解答為提問,那就是:人類為何要有良心?要有感情?要有愛與恨?

    在我看來,這個提問,照樣超越於人道主義,但對人道主義有了一種“同情的理解”,雖然還是會女學者被罵,到底自己交代得過去了……

    搞學問的,判斷真偽時,情感無足輕重。日常生活裡,人們則常說:某某,情感大於理性。仿佛理性與感情對立。其實,理性很可能就是感情之一種!

    人為何要有感情?

    最大的可能,是人這種生物,在行動中時刻需要判斷:什麼重要,什麼不重要?先做什麼,再做什麼?這需要一個價值系統,而價值系統的評判表現,就是感情。

    我們的良心、情感、愛恨,源自進化出來的“操縱系統”!

    這樣研究生物的學問,尚未問世,我不知道它會叫什麼:“認知生物學”,或者“生物解釋學”?

    不過,我可以推測它的可能構成:

    第一塊在哲學裡,叫“解釋學”,是黑格爾、狄爾泰、韋伯、海德格爾、伽達默爾這批德國人搞起來的。他們為了討伐“自然科學”,搞起了這門“精神科學”,提出了一系列命題:移情、前理解、視界融合……

    第二塊在社會人類學裡,叫“符號互動論”,米德、戈夫曼為代表,美國人搞起來的學問。

    第三塊在生物學裡,叫“動物行為學”及“社會生物學”。動物行為學是勞倫茲、廷伯根等德奧學者搞起來的,社會生物學則是他們的弟子,以美國人為主。他們的研究中,移情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研究模式,在自然科學裡,這是另類。

    第四塊在心理學裡,叫“認知心理學”或“人工智慧學”。這是當今最為蓬勃發展的學問,這一部分學問,可以說是美國人搞起來的。社會生物學的毛病,是死死抓住“基因”,忽略了“精神”,現在想來也是沒奈何,1975年,人工智慧學正陷入僵局呢!做學問如同媳婦,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第五塊在數學裡,叫“博弈論”。

    世間真會有這樣一門科學麼?想想都很期待……

     

    2012-4-25

  • 2012-04-19

    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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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月太细碎了,做什么事情都没足够的时间。熬到晚上,好容易写点短文,还要被审核个没完,贴不出来。估计到7月份都闲暇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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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的利他規則,或叫“良心”,或叫“道德”。它壓抑個人的欲望與自由,因而是一種惡,不過從結果來講,它往往能夠得到更大的利。所以,張獻忠這樣的“悖德症”,人類裡不過占4%

    是之謂:以小惡換大利。

     

     

    良知,王陽明認為出諸先天。

    的確,很多人抉擇時,聽到過發自內心的聲音,仿佛真有一個“我中之我”,對他們說話。其實,良心也好,道德也好,不是一個住在我們腦子裡、指揮我們做這做那的生物,而是一種決策規則。把它說成像是一個生物,只是出諸方便。

    而且,先天與後天,差別沒那麼大。後天的,如果有利於生命繁衍,導致擁有它的團體與個人在競爭中勝出,會逐漸轉換為先天的。

    在此假設: “道德”是後天的,“良心”是天生的。

     

     

    道德,不是死命令。它可以加減乘除,可以計算,實為一種計價系統。認為它一字不易,萬古不滅,是一種意識形態。

    事實上,道德始終處在不斷地調適中。

    文天祥寫《正氣歌》,說:“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這個“正氣”,落在人類身上,他認為就是“良知”。為了天地正氣,他慷慨赴死,但是,他原諒了弟弟的降元,並為之辯護,說弟弟是為了保存家族才這麼做的。我為了國家赴死,你為了家庭偷生。為了家族,赴死就可以打折扣——這就是一種道德計算。文天祥不是一個迂腐的聖人。

    道德計算,無所不在,我們叫“從權”或者“變通”。

     

     

    道德可以計算,良心不能,因為它是先天的,根植於腦子。據《神經元經濟學》,違背良心,我們會產生內疚感,偽軍鬥志不如八路軍,人肉比豬肉便宜,都是良心積少成多的結果,我們不能違抗。

    問題是,對於生命來說,良心有時需要,有時不需要,比如一個墜機生存者,飲食斷絕,吃同類肉者則生,不吃則死,怎麼辦?有人不忍吃,竟至於死。這人是有良心者,但對於生命來說,為了良心戕害生命,得不償失。

    這種時候,生命就要想辦法麻痹良心。良心如同一種管理制度,無害甚至有利時,生命支援,有害時,生命就得想辦法把它的壞處減到最小。

    怎麼辦?良心不能計算,但可以麻痹。

    麻痹良心,是我們習焉不察的行為,也是良心的靈活處,如果道德不容許變通,良心不容許麻痹,人類早就滅亡了。

     

     

    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格蘭姆的電擊實驗,解釋了一種麻痹良心的方式。他發現,直接叫你電擊活人,目睹他們慘叫,你的良心受不了,會拒絕再做。但是,如果告訴你,這是科學權威吩咐的,你的良知就卸責了,你可以心安理得地電擊他人,無視他們的慘叫。推諉給權威,就是麻痹良心之一則。

    如果一個德國納粹戰士,拒絕殺戮猶太人,他會被處決,為了保命,他的良心雖然不滿,但不敢吱聲。但這樣太消極,不利於內心的健康。更積極的方式是,推託有一個更高的良心在,比如希特勒,讓自己的良心服從他。我們可以推說:猶太人是惡棍,威脅人類,這樣,良心上就不存在任何責任,甚至如同馬達一樣劇烈發動起來……

    麻痹良心也好,維持良心也好,歸根到底,都是生命的自利驅動。

     

                                           2012-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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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畜人》裡,計畫有一篇專寫張獻忠。對張獻忠一直很感興趣,不是因為農民戰爭,而是因為他的精神疾病。

    想到一點,先記在這裡:

    張獻忠殺人如麻,古往今來,不是最多,卻最殘酷,殺敵人,殺貧民,殺到沒人殺了,殺自己部下,而且是大批大批地殺,兒子也照殺不誤。這件事,起初以為是敵人污蔑,後來讀法國傳教士寫的《聖教入川錄》,他們被張獻忠裹挾,是親歷者,也有同樣記載,才知道是真的。

    按照心理學,這種精神疾病其實毫不新奇,而且板上釘釘,叫“反社會人格”(sociopathy),又叫“悖德症”(moral insanity),“無罪感”(guiltlessness),直白說就是“沒良心”,是一種無法矯正的性格缺陷。

    據美國精神病學協會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症狀分為七條:

    1. 無法遵守社會規範

    2.慣於欺騙和操縱他人

    3. 易衝動,無法事先計畫

    4. 易怒,對他人具有攻擊性

    5. 毫無顧及自己或他人的安危

    6. 總是不負責任

    7. 在傷害、虐待他人或是偷他人的東西之後不會感到悔恨

    目前的研究認為,大約4%的人屬於這種情況,也就是說,25個人當中就有1個。就算高估了10倍,250個人當中才有一個,那也夠嚇人的。

    我感興趣的是,“悖德症”如此之高,人類群體如何避免這類人的傷害?如果他們都掌握權力,人類還不被殺盡?一個張獻忠,就幾乎殺盡了四川。而且,“悖德症”患者大都奸猾狡詐,智力高人一等,奪權可能性很高。

    “悖德症者”是4%,而不是96%,很容易推想,一個團體裡,如果大家都是“悖德症者”,最後必然誰都不討好,自取滅亡,而正常人團體反倒能勝出,繁衍後代,所以“悖德症”,只能是少數。這在博弈論裡,叫“鷹鴿博弈”,大家都當鷹,或者都當鴿,群體必然滅亡,最後的進化博弈,決定了鷹鴿必有一個比例。4%96%的比率,也是這種博弈的結果。

    “悖德症”,其實不是疾病,正如美德不是健康,而是一種生存策略(這樣說,是不是太殘酷?)。

    那麼,什麼機制阻止了“悖德症者”占上風?

    答曰:合作。

    人類是社會生物,最大的優勢是合作共存,而不是內部傾軋,偏偏“悖德症”者不善也不喜歡合作,愛內亂,愛搭便車,狩獵自己的同夥。人類集團,越發展越龐大,合作程度越來越深,不善於合作、不愛分享者,往往會被其他同僚擠下來,很難走到集團的上層,獲得最高權力……科層制的出現,更使得“悖德症者”為所欲為的機會大大被壓制。

    這就決定了:“悖德症者”占上風的領域,或者是小團體,或者是暴力集團,特別是從小團體突然暴漲的暴力集團。但是,陰差陽錯,暴力集團的突然得勢,張獻忠扶搖直上。

    於是,這個人的精神疾病,遂導致了人類的大規模死亡。

                                                             2012-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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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教士的职责,是欧洲版的普度众生,普世价值。但是来到中国后,看到无所不在的贫穷,又不能掩盖人性里的怜悯与鄙夷,以及由此产生的高人一等情绪。她们的家信,口口声声都说自己脑子里没有种族主义,但字里行间,又免不了这种看法。

         记得顾准晚年,说起底层人,他老老实实说,革命者说的人人平等,只是工作不同,不是实话,自己对底层人就是怜悯,没觉得平等。这是实话。却也是悲哀的实话。因为顾准当时妻离子散,身无长物,就是他打算怜悯的底层之一员。他怜悯自己吗?当然不,他以为自己是革命者,士大夫,高人一等。

         人有贵贱,平等是一种理想,当然,有这种理想,总胜过赤裸裸的一点都没有。

         有的传教士,为了证明内心的优越感,居然离经叛道,信了基督教的大敌达尔文主义,声称:上帝造人时,种族没有差异,但是自然选择,使得欧洲人的人种比中国人高级起来……这就是《动物农场》里的,两条腿的动物都平等,但猪更为平等。他就不想想,中国环境这么恶劣,中国人生命力这样顽强,要照进化论,将来优胜劣汰的,是他们这些养尊处优的欧美人呢!

         这种有神论进化论,好比魏晋玄学那帮嬉皮士,声称官员都是人,但是大隐隐于官的官员更了不起。从古至今,为了证明自己的高人一等,大家都绞尽脑汁,挖空心思,我有慧根啦,我得道啦,我是欧美人啦,我是钢铁材料啦,我们都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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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忙,《相遇》也搁下了,念念不忘,却也无可奈何,中午休息时补一条。

          在华传教士,都雇佣仆人,不雇不可能,说到底,工价太廉价,中国雇佣四个人的工钱,美国只能雇佣一个人,今天也如此啊。雇佣的,至少三类不可少:苦力、厨子、管家,有孩子的,则还得有保姆。这样,来华的传教士也就从家务劳动中脱离出来了,可以忙于传教工作。一次,某传教站经费削减,一个新来的传教士不知好歹,建议削减仆人,群起反对,原因很简单,没有仆人,他们根本就没法生活,因为每个人都有好几个仆人。有一个女的,一个人吃饭,五个人伺候!

          我想,他们对我们的先辈,怜悯有之,轻视也有之的,人性不能免。地位互换的话,我们也如此。而传教士传教的第一批对象,也是仆人。这些仆人的信教,出诸利益,还是信仰,也就可想而知了。但一旦成了习惯,这些仆人的后代则成了虔诚教徒,这就是利益与信仰的互换,最初出诸利益,最后成了信仰。

          但是,传教士也不怎么乐意国内知道这事儿,因为这样,他们的牺牲自我,国内就不那么以为然了,资助的金额也就会少了。看到这里,觉得真是很人性,趋利避害,本是人的本性啊。

          需要依赖仆人,他们也担心仆人教坏自己的孩子,回国不能适应,所以教育孩子的工作还是尽量削减仆人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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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两个外企的聊天,讲到美国来华的中层干部,月薪不少于三万元,生活如在天堂。 突然醒悟,其实,传教士如果剥去传教的面纱,本质上也是一种外企白领。好多传教士,出身中西部美国,乡村苦孩子,跟美国西部孩子一见面就自卑。但一来到中国,陡然发现自己进入了中产阶级乃至上层阶级。做饭做菜不用自己动手,全由中国仆人来做。那叫一个舒适!

        有一个传教士家庭,生活得很滋润,义和团运动后,被迫回家躲,结果一家九口,过得叫苦连天,还是中国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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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年前的中国,以及世界,谁最猖狂?英国鬼子。美国传教士,估计被英国鄙夷了,耿耿于怀,觉得英国人势利眼,猖狂,僵硬。家信里都是挖苦,认为还是美国人好,出生在自由的土地,拥有最自由的民主制度,英国相信暴力,必不长久……又说英国传教士对待中国仆人态度恶劣,一点都不民主国家。

         另一方面,美国传教士大都是中西部的农村苦孩子,看见英国人大都有文化,彬彬有礼,也不由得自卑,羡慕之。

         矛盾很大。

         谁知道呢,不到五十年,形势逆转,美国一跃而为世界强国,而英国穷到连航空母舰都买不起了。而现在我们骂美国的话儿,就是当年美国骂英国人的话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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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女传教士。

         她聪明过人,天赋异禀,跟钦佩的丈夫一起到南京。当时规定,传教士必须通过语言考试,否则不得传教,也不具备在教会内部事务的投票权。

         她轻松过了中国语言关,她丈夫却被难住了,抓耳挠腮,自信心备受打击。她获得了投票权,但她跟家里说,她不会去投票的,如果丈夫还没过语言关。

        一道考试难住了一个家庭,为难了一个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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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结婚的女传教士的一段文字:

        她老了,揣着自己孩子的照片巡回传教。她发现,“有六个孩子在美国何等骄傲啊”!经过长年的孤独与磨难之后,她得出一个结论:“我发现中国是一个可以在此变老的国度”。

        莫宁格尔也这样想吗?她没有孩子也没有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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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孩子,一般到十二三岁,就必须送回本土读书,免得太生分了自己的祖国。这在父母,就是天各一方,无比痛苦的,但为了孩子的将来,必须这么做。哪里的父母心都是一样的。有母亲给孩子写信:“现在你在哪里呢?我不知道。到哪儿我都不能不想你。因为你,我太孤独了……”

          孩子呢?从一个集体主义的中国,回到美国,也觉得特别陌生,必须度过一个痛苦的适应期,有的孩子甚至心生怨恨,怨恨自己父母为了传教事业抛弃了他们。不过,这些孩子后来学习成绩都很好,并且对中国有感情,后来成了中国通。由此,1949年美国从中国大撤退,他们被指责是太亲近中国人,被毛主席蒙蔽,导致美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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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婚的女传教士,挣扎在家庭与事业中间。她们发现,“在异教徒的中国比在本土更易淡漠上帝”,因为忙着养育孩子,实在顾不上。其实,她们倒不干多少家务活,而是忙着在家里营造美国本土氛围,免得自己的孩子被异教徒的中国毒化,最怕自己孩子变得跟中国人一样“虚伪”。中国人的多礼,在他们那里变成了虚伪……有点过分了。

        因为环境恶劣,孩子病死常发生,这就将她们推进了绝望的边缘,和中国妈妈的绝望不同,她们的绝望都跟上帝联系在一起的。她们常常怀疑是自己造了什么孽,引得上帝惩罚她们……

       “有人认为,这是对自己信仰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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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人校对,校对到鲁迅的这句话:“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这话儿是用来当论据的,琢磨一下,第一个论据是丑化资产阶级大亨,然而根本就是鲁迅想当然。美国二十世纪初期的大亨,都是摸爬滚打出来的,炒股,推销,苦力,什么没干过?人家比鲁迅苦多了。可不是我们这的富二代,鲁迅自个儿不了解情况,瞎说。

        第二个论据,当然是歌颂劳动人民了,可惜也是胡说,林妹妹当然不喜欢焦大,但焦大当然喜欢林妹妹了,以为他们喜欢祥林嫂啊?看看历史吧!就是鲁迅自己,扪心自问,不喜欢林妹妹啊?大学生都是林妹妹的。

       人要论证歪理,就会扭曲事实,所以,就是文笔犀利如鲁迅,仅仅一句话里,就出了两个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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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教会与美国教会之区别,前者主要传教,后者50%教书,办医院。英国鬼子也有下错棋的时候,不过,也许是约翰牛实在是没有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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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7页。

          本来,meiguo政府不热心教会在华工作,嫌他们没事找事,出了事还要擦屁股,而且国内搞排华法案,觉得在华传教浪费钱。美西战争与义和团运动后,M国进入太平洋,而且义和团太凶,教会伤亡没法向国人交代,遂造成两者之合流,政府开始全力支持教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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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The Gospel of Gentility 》,Anna Hartwell妹妹Bessier,為了保住自己的閨蜜Jane,討伐意圖橫刀奪愛的姐姐(簡直是微小說,不知道我這根拙筆,能翻譯得出其中神韻不):

     

    我確定,你把Jane對你的“憐憫”,誤認為是你向來對你所掌控者索取的、一生夢寐以求的那種“愛情”……你絕對別妄想取代我,你永遠不能,也不該這樣想——絕無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我與Janede 的關係是獨一無二的,互相擁有的,絕不會輕易斷裂。我們對彼此的要求是忠誠——絕不容許其他東西介入。在我看來,這是女人之間的忠誠情誼所特有的、唯一的地基。這裡容不得猜疑或妒忌,我絕不許惡草在此處生長。

     

  • 2012-04-05

    三联书店,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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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下午,去逛了逛三联书店,第一个感觉是,三联衰落了,乱七八糟的,逛了没啥胃口,还不如逛盛世情。其次是,学术太多了,如同卖餐巾纸,觉得自己写那些书,似乎也没有啥意义……

         结论是:还是写自己觉得好玩的,八卦的东西吧,其他无所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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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The Gospel of Gentility 》。

    晚清到民國,來華的單身女傳教士,一兩萬。最初是租房子住,後來條件好了,改住集體宿舍,兩人一間。當時,女權運動剛興起,Lesbian拉拉)這回事,不時興,何況教會這樣的道德保守型社會。但爭風吃醋,似乎是人類的本性,免不了。所以,集體宿舍裡的閨蜜之戰,也就不可避免。

    P77-79介紹了一次閨蜜大戰,很複雜。Anna Hartwell,原有一個閨蜜,老閨蜜去世後,又有了一個新的年輕閨蜜Leila Wanton。一次,Wanston 寫信,說自己都被Anna寵壞了,她答曰:

     

    讀到這,我想把你抱在懷裡,說一聲“小寶貝,我從不想不寵你,——在任何時刻”……現在,我坐在自己溫暖明亮的臥室裡,回憶那些寒冷的秋日,要是你現在來一起分享我的窩兒,該是多麼愜意和甜蜜啊!

     

    這事兒沒完,又捲入了她妹妹和她妹妹的一個年輕閨蜜。姐妹圍繞年輕閨蜜發生矛盾……妹妹聲稱,我跟閨蜜的關係,誰也別想取代,我們的關係是獨一無二的!我們彼此忠實……

    啊呀呀,讀得我目瞪口呆!

    那時,拉拉不時興,但不是沒有。那麼,她們是不是拉拉呢?琢磨了一下,也不一定。她們太孤獨了,終身未婚,的確需要情感的慰藉。其次,維多利亞時代的男男女女,都有些多愁善感,情感多過茶。我讀過,有一些維多利亞時期的男人,跟朋友相聚離別後,大哭其鼻子,大家也不以為丟人現眼,還把這些書信印出來給人看。

    人的情感,變化很大,當時只道是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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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想到,小时候家里见过一些《琼岛星火》的刊物,还翻过,觉得没意思,没读。不知道有没有莫宁格尔的资料,找来读了读,发现都是1980年代开始出版的,原来那时冯白驹刚开始平反,冤屈了二十多年的一批老干部,憋足了劲儿,出了好多本。原来,当年我偶然遇见了一场历史斗争的余波。

         现在过了三十年,他们估计都不在了吧,恩怨尽时方论定,其实,恩怨尽是尽了,论也定不了了,谁还记得他们呢?大伙生活这么不容易,各顾各的吧。

         查到三篇文章,第八期讲大革命时期海口学生运动,第九期讲嘉积农工职业学校的(这一篇最有价值,原来莫宁格尔说的庙,是关帝庙),第十四期46页,提交了嘉积国共斗争的情况。

     

  • 2012-03-31

    《相遇》工作笔记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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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为何,《相遇》越写越沮丧,对自己严重不满意,写《把诗人读死》兴高采烈的,但写到历史,觉得是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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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陈日光被熊袭击及受洗时间的考证,一则材料说1909年,一则资料说1913-14年。这两个说法,一个来自莫宁格的《椰岛海南》,一个来自莫宁格书信及民间传说。原来用的是1909年,反复琢磨,恐怕还是后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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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

     

    苗人的家庭,不同于黎人,倒近似漢人,那就是丈夫權力很大,妻子很順從。奇怪的是,一夫多妻制度很少見。不管有錢無錢,有子無子,只要妻子活著,丈夫一般不娶妾。

    陳日光是一個例外。

    他娶了三個妻子,娶妻方式也特別,是大妻向二妻提親,再是二妻向三妻提親。三妻原不認識他,聽說了他在吊羅山的事蹟,出去好奇,同朋友上山來看熱鬧。她到之前,大她三十七歲的陳日光,夜有所夢,夢到了她,認為是盤皇上帝為他定下的一場新姻緣。見面後,便托大妻去提親,不成,又讓二妻子去提親,成了!

    據說,一家人過得和和睦睦。

     

     

    大屠殺

     

    陳日光之後,嘉積教會在南茂苗村裡另選長老,為首的南茂基督教堂長老,叫盤啟興。嘉積教會支援他們辦學,傳教士不時帶醫療隊走訪。他們感覺是一個太平世界,從此可以安居樂業了。

    1939210日,日本人進佔海南島,國民黨軍退據山區,改變了這一切。

    南茂地區成了國民黨後方要地。日機多次轟炸,炸毀了那座磚瓦的基督教堂。1942年,謝大辟、莫寧格爾、毛鳳美等美國傳教士被日軍遣送出海南島。19434月,日偽軍二千多人突襲南茂,國民黨損失慘重,認為有南茂苗人當內奸,決定加以懲戒,誘殺之。

    1943年農曆五月十三日,國民黨軍以開苗民大會為由,讓長老盤啟興出面誘騙自己的同胞進入基督教堂邊的會場。十點,國民黨軍開槍掃射,諸多苗人當場喪命,一時死不了的,則被刀槍刺死,嬰兒也不放過。其他苗人倉皇逃竄,說:“賊軍殺我們苗人,好像砍芭蕉一樣,大家快跑啊!”傍晚,國民黨軍驅趕黎人,把死屍埋在基督教堂旁邊被日機炸出的大彈坑裡。數天后,數百屍體腐爛發臭,推高土層,臭氣四溢,只得叫人挑來河沙蓋上。

    甚至,國民黨軍將有的苗人剖肝取膽,聲稱能治病,十文錢一個。

    剩餘一千多苗人,被迫逃到南茂嶺頂,由於南茂嶺易守難攻,遂得保存。偏逢連天下雨,山螞蝗與蚊蟲叮咬,哭泣之聲,此起彼伏,徹夜不息。

    六月初八日,盤啟興及兩個弟弟被逼上嶺,招撫苗人下山投降。苗人叱責他們,殺死了他的一個弟弟。到了晚上,盤啟興自忖不能免死,說:“我兄弟不願受刀槍之苦,給我們幾根繩子吧,我們自己解決!”

    於是,盤啟興吊死在南茂嶺上。

     

     

    結局

     

    陳日光呢?

    他還在夢想著升天。一度為此遷居更高的五指山,在山頂朝拜盤皇上帝,鑼鼓喧天,未遂,又返回吊羅山。

    因為不在南茂居住,陳日光逃過了一劫。但是,殺苗慘案後,大批苗人逃來吊羅山,此地成了日軍與國民黨關注的一個重心,雙方都派人上山爭取他。左右不得已,他決定裝死,在吊羅山上修葺一個假墳。

    1943年,第三派勢力共產黨,派人上山聯繫苗人。陳日光得知後,讓兩個兒子參與革命,在吊羅山上成立了一支苗人武裝——吊羅山抗日後備大隊。這裡成了海南島抗日遊擊區的聯絡站、情報站與醫療所。

    19465月,國民黨新編十九師二百人,包圍了吊羅山北麓的村寨,急行軍沖上山,抓住陳日光及二十多個苗族青壯年,押送下山。他們逼迫陳日光寫信給當大隊長的大兒子,許諾大兒子一投案,便釋放他與其他苗人。

    陳日光寫了。

    大兒子知道,此行凶多吉少,但為了救父親及同胞,只得揮淚下山。國民黨軍釋放了其他苗人,扣住了他們父子。

    二妻生下四女兒才四天,抱著女嬰下山去牢房探望。陳日光形容憔悴,一見她便放聲大哭。二妻說:“先生,如果您出不了監獄,我一個人沒法養活這麼多孩子,孩子只好送人了。”陳日光說:“你等一下,果真我不能回去了,你才送人!”1946年,獄吏嫌看守他們太麻煩,遂用刀棍打死了陳日光,再槍殺了他兒子。

    1973年,沉寂許久的吊羅山迎來了一批知青,走在陳日光走過的山路上,懷著一股建設共產主義的狂熱,砍山伐木。他們不知道,三四十年前,這片山林也有過一個天國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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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宗教

     

    不料,1921年,事情有了波折。

    陳日光融合盤古教與基督教,自創了一個新宗教,叫“盤皇上帝教”,自稱是盤皇上帝的化身,是為“太平皇”。蓋起的基督教堂,轉而成了盤皇上帝教的教堂。又自創了一套經文咒符,叫苗民隨他唱。因為他的威望,許多苗民隨之改宗,成了盤皇上帝教的信徒。

    他宣稱,上帝的“第二次降臨”就在眼前,要求信徒們做好升天的準備,說升天必須減輕體重,不能吃米飯,得吃餅乾。他叫信徒們賣掉牛,買餅乾,準備升天。許多苗民遂賣掉牛,準備追隨他升天。

    這一年,三月三,陳日光穿上道服,帶領身著白衣的信徒在一片坡地上“跪地、拜天、念經”,從早晨等到黃昏,上帝沒來,不少人餓倒了。只好散場回家。十五日,他又帶領苗民跪拜了一次,還是沒升天。

    嘉積教會聞訊,派人前來指責陳日光背教,另立可靠的長老,大多數苗民也棄他而去。莫寧格爾憤恨不已,在家信裡說陳日光是一個圖謀私利的“無賴”。這話不見得對,如果不是相信神跡,他何必作此預言?唯一的解釋是,他真的夢見“上帝”如此啟示他。

    洪秀全與自己的老師、英國傳教士羅孝全,因為基督教理解不同,最後分道揚鑣。陳日光也如此,他堅信,自己才是上帝最權威的解釋者。

    不管是非如何,事實是:陳日光的威信,如同日光下的霜,消失殆盡,只有親人還支持他,再也無法立足。於是,他帶著親人,移居吊羅山頂上,搭茅舍群居。吊羅山是海南第二高峰,海拔一千五百米,太高,太冷,包穀不能生長,生活艱苦,但他認為,這是最接近上帝之處,遂組織信徒,伐木蓋了一個大教堂,長居於此。

    每月逢週一、十五日,他們便做法事,陳日光以“太平皇”自稱,封妻妾為觀音娘娘,封信徒為宰相、令師,端坐臺上,接受台下信徒的跪拜。輪拜完畢後,信徒們便在高山上“唱靈歌,跳靈舞,狂歡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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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日光

     

    外面的世界在變,鴉片戰爭吹來了廣東的英國傳教士與《勸世良言》,也吹來了海南島的美國傳教士與《養心神詩》。

    1900年前後,嘉積的傳教士,已經注意到深山老林裡這群罕為人知的苗人,知道他們信奉一種叫做“盤古教”的原始道教。“盤皇”就是“盤古皇”,苗人視為自己的祖先,屋內掛盤皇神位,每逢週一、十五燒香跪拜。生病遭災,他們就殺豬宰羊,焚燒紙紮的金銀財寶。因為基督教在廣西苗人那裡進展順利,傳教士們相信,海南島的苗人也如此。他們一直尋找傳福音的好機會。

    1909年(光緒三十三年),苗人頭領陳日光被山熊扒傷,機會來了。

    這個陳日光,生於1883年(光緒九年),因為父親是山甲,他從小協助父親處理村務,有才幹,能言善辯,又敢於為苗人仗義執言。一陣,苗人常被偷牛,敢怒不敢言,最後偷到了陳日光頭上,他不幹了,往萬寧縣,找黎團總長鐘啟禎(鐘仁寵侄子)告狀。鐘氏是黎族領袖,派兵前來捉賊,事後,考慮到山高路遠,不便常派兵來此,遂口頭任命陳日光為黎苗六峒總管,管理六峒事務。三百年來,苗人無此殊遇,陳日光由此聲名大噪,成了苗人領袖。

    他也是一個靈力很強的苗人。當時,山裡也如同漢區,鬧軍坡,活動最重要的一項是抬神出行,他屢次充當神靈附體的“神子”,或為人算命,或以矛穿頰,或赤腳踏火。據說一次鬧軍坡,他沒去,在家裡幹活,結果鑼鼓一響,他便“全身顫動,手舞腳踏,滿嘴神言”,遂棄下農活,趕去鬧軍坡了。

    一日,他遇見一頭海南黑熊。黑熊從背後撲來,他躲避不及,想起黑熊只捕捉活物,便趴倒裝死。黑熊趴在他身上,用爪子扒拉他,想把他翻過來,他死死抓住樹根不動,忍痛裝死,終於騙過黑熊,逃過了一劫。但是,他的右眼皮被黑熊扒傷了,眼球凸出,不斷流眼水,痛苦不堪。

    一名來此住宿的漢商見此,把他帶出深山,帶到嘉積福音醫院治療。

    基督教東來,傳教模式有兩種:一曰教育,一曰醫院。治療病人時,醫生不只是醫生,也是傳教士。科學與宗教本是敵人,但在傳教士那裡,倒成了兄弟,常借西醫療效宣傳宗教。事實上,沒有西醫,基督教根本發展不起來。1881年(光緒七年),最早開拓海南島傳教事業的美國傳教士冶基善,“每天行醫與佈道”,就是以醫術打開傳教局面的。

    在當時人眼裡,西醫是一種稀奇古怪的事物:你要生了病,不能在家,得住院,關起門,家人被排斥在外,一群蒙面人圍著你,不知作甚。有人當是魔鬼,毛骨悚然;有人當是神仙,頂禮膜拜。如果你實在不理解這種感情,想想飛碟或者外星人。1907年(光緒三十一年)建的嘉積福音醫院,以及向他傳教的那些牧師,在陳日光眼裡,就是那樣一種東西,恍恍惚惚,似真似幻。

    他的病治好了。

    一日,他做了個白日夢,夢到一道光來到自己屋裡……如同洪秀全,他改信基督教,受了洗,成了海南島第一個苗族基督徒。

    回家後,他帶頭砸了木偶、神像,派了老婆及一批苗女前往嘉積學習。美國傳教士馮卓芝、郝斐、莫寧格爾等,帶著醫療隊前來山裡,給苗人看病,種牛痘,注射疫苗,發放奎寧丸,宣稱這些醫藥均為上帝所造。在他協助下,苗區建起了教堂與小學,一切設備均由嘉積教會供給。學校辦成後,教會要求各苗村選出代表,帶到嘉積訓練了兩周,學習聖經,特別是唱聖詩。

    改信基督教,激起了道公的憤怒。他們宣稱,改信後,“洋人會挖掉你們的眼睛,拷斷你的腳骨熬膏”。海南最高級的藥物,是買猴子來熬膏,洋人抓苗人來熬膏,當然是最恐怖的懲罰。但是,陳日光威望高,改宗後也未遭災,苗人如風回應。不到十年,海南島的苗人,信奉基督教者達一萬之多。他們的生活,變化巨大,從吃飯到結婚,到生病,再到出獵,都祈禱上帝保佑。

    他們唱《養心神詩》裡的詩句:

     

    前有一日我遵主命,望靠耶穌救我性命。

    那時心中實在高興,四方周圍傳揚主名……

     

    1919年,陳日光在嘉積教會的資助下,帶領苗民買回磚瓦,蓋起了一座教堂,當年的耶誕節,嘉積教會派人前來參加洗禮活動,熱鬧非凡。

    他的威望,由此達到了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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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人的土地

     

    我的家鄉,在海南島樂東縣,縣城附近有一座樂安城遺址,那是古代出入黎境的關隘。1614年(萬曆四十二年),為了鎮壓崖州黎族起義,明軍從廣西調來三百藥弩兵,屯軍於此,每名士兵給十畝地,“歲抵月糧二兩四錢”。

    三百年後,三百人變為一萬四千人,一百多個村子,從崖州散佈在海南島中部的深山老林裡。時代變遷,士兵變成了平民,現在他們被稱為苗人。實際上,他們很可能是瑤族,因為他們的語言接近廣西的瑤族。

    海南島不是無主之島,海濱的平原,住著漢人,中部的山地,住著黎人。由於來得晚,苗人沒有自己的土地,必須向漢黎租種山地:大山,二三百銀元,小山,五六十銀元。租到的土地,當然不會太好。也有一些苗民,經過異常艱苦的努力,買下了一些土地,但這是極少數。

    死後,如果想埋到風水寶地,必須山主同意,並出錢買地。

    山主,苗人叫“頭家”。給頭家交租,是頭等大事,負責者叫“山甲”。他由村民推選,得有點文化,通曉黎語與漢語,也管理村裡的事務,負責擊鼓召集群眾,開會商議。交租繳得少,或者繳得遲,頭家會把山甲抓去打罵,但山甲對村民只能罵,不能打,經濟上沒什麼待遇。

    秋收後,十月到翌年正月,他們吃稀飯、包穀與番薯,二月到九月,吃山上的野果、樹葉與芭蕉心。如果八九月颱風成災,野果與樹葉被刮落,就會有饑荒。

    因為居住地偏僻、閉塞,他們跟外界的交流很少。1937年,美國《時代週刊》記者訪問海南島,遇見一群苗族青年,他們還留著辮子,不知道大清已亡國二十六年!他們的偏僻與貧窮,你也就可想而知了。

    當時的黎族頭人,也不願苗人跟外界交流,一名山甲想創辦一家小學,便被抓去關押,最後毒死了。

    一個民國的傳教士說:“在海南島,一個漢族的窮人,勝過一個黎族的富人,而一個黎族的窮人,又勝過一個苗族的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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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夢

     

    1837年(道光十七年),有個廣東人做了一個夢,或許是人類史上最昂貴的夢。

    他夢見:自己被一群黃衣童子抬進天國,見到了金光閃閃的父親,父親囑咐他,要在人間斬妖除魔,建立一個天國。這個做夢者三次科場落第,心灰意冷,臥床多日,自以為命不久矣,夢後,他奇跡般活了過來,並在七年後,第四次科場落第。這次,他讀到一本英國傳教士送他的小冊子《勸世良言》,恍然明白了夢的含義:原來,他父親並非別人,正是耶和華,他乃是上帝的兒子,耶穌的兄弟!由此,這個改名洪秀全的客家人,發動了太平天國運動,至少導致一億人死亡,同時導致中央權力的喪失,間接引發了七八十年後的軍閥混戰。

    七八十年後,也有個海南人做了一個夢。

    他夢見:一道光從天空降臨,來到他簡陋的屋中,似乎預示著一個天國將要降臨這片貧窮荒涼的山嶺。這個夢,細節已不可考,但我們可以嘗試想像它的光澤。人類太現實了,考證一個飄飄渺渺的夢,不失為一種調劑。

     

     

  • 2012-03-27

    相遇38:余发林的衙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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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回了一趟家乡,专门去看了崖城的老城墙。崖城,古称崖州,管辖四县(含自身),是中国最南端的州,拥有最南端的孔庙。我到那里时,旧城墙正在重修,不过,现在的崖城基本上是一个破落的小镇,昔日的辉煌早被一个叫做三亚的小渔村所代替。

          我走在那里,看着当时的城基,就想起了余发林和他的衙役们,影影绰绰,面孔模糊。

          乾隆四十年四月初一日,余发林抵达崖州,出任知州,这一年,他五十七岁。他是陕西城固县人,大西北,千里迢迢来到海南当官,不容易。从学历来看,不低,是举人拣发广东试用,题补海南的文昌县知县。他在文昌县似乎干得还不错,修了城隍庙什么的,当官的功德之一,便是修东西。至少,他是这么干的。五月,“州城东西两处城楼损坏”,“州城堆房参座有些渗漏坍塌”,于是他令城里的地保卢善修葺,修葺需要木料。怎么采买呢?这事儿,便交给六房的工房去办。

         他也是命不好,遂引发了一场官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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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把《大街》啃完了,600页,不容易!总觉得不读完,莫宁格不好修改,总算啃完了,好像莫宁格所来的世界清晰了许多。不过《文雅的福音》就没那么好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