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04-30

    读《安娜•卡列尼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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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怎么感冒托尔斯泰,但听少华赞扬《战争与和平》,就去图书馆找。没找到,翻了翻没读过的《安娜•卡列尼娜》,冒出些疑问。跟傻瓜讲,傻瓜说是胡说八道,是“春风过驴耳”。

    现在把“驴耳”的疑问写在下面:

    1.为什么托尔斯泰讨厌知识分子?

    巴赫金讲“复调小说”后,我们都不好把主人公和叙述者的思想直接当作者本人的思想。但托尔斯泰讨厌《安娜•卡列尼娜》里列文的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可是非常明显。“有智慧者”讨厌“知道分子”,西方是有传统的,柏拉图讨厌智者,耶稣讨厌律法师,都是例子。托尔斯泰也是如此,但也有他历史上的特点。

    托尔斯泰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是什么关系?本质上都是西欧文化冲击下的俄罗斯的新派知识分子,就像陈独秀、毛主席、鲁迅、胡适一样。当时的俄罗斯,就像五四后的中国,西欧大潮来势汹汹,造就了一批“杂交”的新派知识分子:作家、教授、革命者……不管他们自认为是“保守”还是“激进”,他们的“新”本身蕴含着一种改变旧秩序的“激进”。

    答案就在这里:在外敌没逼近的时候,所有社会的激进派总是讨厌同路人甚于讨厌敌人,俄国、日本、中国都是如此。这就像同租一室的人们,如果房东不来威胁退房,他们总会因为空间逼仄不断彼此闹矛盾。表现激烈的,是革命者自相残杀;表现弱的,就是新派知识分子互相讨厌;至于革命者痛整新派知识分子,就更是司空常见……

    2.为什么托尔斯泰反复思考宗教与理性的冲突?

    无论是托尔斯泰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面的男性人物总是不断思考宗教和理性(其实是自然科学)的关系,就像中国的退休老干部关心国家前途一样。表面上看,他们似乎延续了欧洲“要耶路撒冷还是要雅典”这个“普适性知识”的思路。但背后其实潜藏的是俄罗斯人的“地方性知识”对“普适性知识”的反抗。这个“地方性知识”是什么?就是奠基于东正教的所谓“俄罗斯灵魂”,就像“日耳曼精神”、“西班牙魂”、“大和魂”、“儒家文化”等。当时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正处在强烈的民族自卑之中,需要虚构一种强烈自尊的意识形态来填补这种自卑。这是所有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时都不可或缺的“精神胜利法”。别尔嘉耶夫讲俄罗斯文化,跟梁启超讲中国文化,其实都是一个路数,卑之无甚高论。而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然科学的敌意,其实起源于自然科学对俄罗斯民族自尊的伤害,这与五四以来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大讲天人合一背后对自然科学的敌意是一样的。

    3.为什么托尔斯泰等作家这么被俄罗斯人顶礼膜拜?

    俄罗斯对本民族作家之顶礼膜拜,举世闻名。表面看,这似乎是尊重文学家,但反过来想,不一定。美国学者汤普逊著《理解俄国:俄罗斯文化中的圣愚现象》,研究东正教历史中“神圣的疯子”(圣愚)是怎么来的,结论是来自萨满教。俄罗斯文化是基督教和萨满教的结合,所以对巫术、疯子有顶礼膜拜情结,跟我家乡人相信巫婆一样。汤普逊是波兰裔,可能对俄罗斯有民族怨恨情绪,但这话有说服力。由此推理,俄罗斯对本民族作家那种顶礼膜拜,就很难讲没有这类情绪在里面。而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那些狂人,也很难讲不是萨满教情绪的转换。当然,这也不是什么特例,英国诗人塔特•休斯就以“萨满诗人”自居。只不过英国人开化太早,休斯的萨满教情绪就没有那么自然而然,略显刻意。

    霍弗讲,宗教信徒的敌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玩世不恭者(《狂热分子》)。这话非常精辟,布尔什维克和东正教徒其实没有那么多分歧。

     

                           2009-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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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觉现象学》(1945年)屡屡拿起,屡屡放下,看不太懂。一是自己心理学的书读得少;二是当时的梅洛•庞蒂与萨特一样,属于传统“哲学家”,论证冗长,思路落伍(接触结构主义后,他才开阔起来)。但始终不能释手,是《知觉现象学》专门探讨了“身体”。读了它,才醒悟福柯《规训与惩罚》的“身体-主体”,最直接的起源正是其师梅洛•庞蒂,而不是尼采。

    下面是读时的联想,其实与《知觉现象学》本身关系不大:

    1.“我”是一个生命的整体,就如软件和硬件;“我的身体”则是一种物质,就如硬件。

    2.“我的身体”是“我”的第一工具,也是第一“操作领域”。

    1)从婴儿起,“我”逐渐学会“操作”自身,进而试图把其他身体和身外世界也当作工具。“工具意识”是一种前意识,也是生存的基本条件。

    2)操作自身,其实是一种艰难的并且不断学习的过程。正如戈夫曼所云:“个体现在很容易履行的几乎所有活动,有时都需要动用严肃的努力。行走、穿越马路、造句、穿衣、系鞋和填写表格,所有这些现在不需要思考就能很好履行的惯常活动,是在过去通过一个习得过程而达到的,而这些过程的早期阶段的商定则充满着艰难。(转引自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P63)”精神病人就是“操作崩溃”的例证。

    3.“我”对“我的身体”的绝对控制,是“我”操作他人和世界的原型,也是“我”意识到存在“他者”的一个原因。

    1)“我”对“我的身体”的操作,仿佛如臂使指,是一种绝对权力,虽然大多数人不会意识到这一点。

    2)从婴儿起,“我”在学习操作自身的同时,也会尝试“操作”他者。操作受挫,“我”于是意识到他者的存在。

    3)对自身的绝对控制,是“我”操作他者的欲望原型。婴儿通过啼哭来操作父母,即戈夫曼所谓“印象控制”,便是操作自身模式的一种转换。

    4.“我的身体”是社会化的身体,是被“我”和社会双重控制的身体。

    1)从一出生,“我的身体”和“我”一样,都被纳入社会系统中,被规训与惩罚所塑造。

    2)在意识上,“我”认为“我”绝对控制自身;但现实中,“我”只有相对控制权。为维持生存,“我”必须把自身租给部落、奴隶主、公司、单位、家庭等社会群体,即所谓“身不由己”。这是一种双重控制:社会借助“我”对自身的绝对控制权实现对“我的身体”的控制,就像中央政府通过封建主来控制农奴。

    5.“我的身体”是“我”的第一日记。每一个体都必须借助记忆来维持自我的同一性,而“我的身体”是“我”最直接也最确凿的“日记”。“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苏轼),“二十馀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陈与义)。有“我的身体”在,记忆也就有所凭依——设想存在一种没有身体的“我”,我们就更能看出作为“日记”的“我的身体”的重要性。

    6.“我的身体”的维护成本,是“我”计算生命成本的重要参考。这一点吴思在《弯腰下跪:命-财关系曲线》和《血汗替换率:当代中国的人性计算》中有精辟发挥。

     

    2009-4-26上午  志新村麦当劳店

  • 2009-04-20

    体谅别人,也原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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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很多事都不顺,事关名利,不顺也就算了,荣辱不惊或许做不到,但不那么上心,自问还是做得到的。

    但这次很震惊,真的很震惊,反复自省,也没找到自己做错了什么,但的确做错了,好像自己犯了一个很大的自己不能原谅的错误。

    一直很谨慎,尽量不麻烦别人,仅有的一次。

    工作后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要设身处地,体谅别人,因为谁都有难处。但现在觉得有时也要原谅自己,因为这事对自己震动太大了,难以控制。

     

  • 2009-04-20

    房子与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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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忙着看房,看能不能买得起。昨天下午看了一个,不知为何,很心动,出来才明白是因为这环境很像读书时住的二公寓。

    这才想到二公寓的樱花应该开了,自己还没去看过。于是赶紧去看,都有些败了。

    想起来,住二公寓的三年,是一生中最开心的,认识了一些朋友。之前的朋友,除了一两个,大都星散。有的人很有朋友缘,像少华,到哪里都有朋友。我的很少,也不常见面,大概是自己不太喜欢热闹。

    毕业后,每次见二公寓的樱花,都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朋友们,这似乎成了一个习惯。

     

     

    初春即事Ⅱ.路过樱花,2007年4月2日

     

     

    老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
                              ——岑参

    站在树下
    看着再次到达顶峰的樱花
    看着它们的荣华富贵

    曾经,我和朋友们在树下喝酒
    看他们用落满花瓣的手
    摔碎了脆弱的啤酒瓶
    他们的心也是脆弱的

    我的朋友们
    我的过眼云烟的朋友们
    我的互相爱着或恨着的朋友们
    我想起你们
    想起你们脆弱的心、你们的爱与恨

    这些花瓣就像啤酒瓶的入口
    通向你们的脆弱与痛苦

                 2007-4-6
     

  • 2009-04-16

    学画记Ⅶ.观念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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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黄与Z要做观念艺术,邀我参加,还没开始,双方就对什么是观念艺术争论了好几次。对这个问题,虽然自觉有些保守,但我是这么看的:

    艺术是一种游戏,有一定的界线。

    观念艺术讲“一切皆诗”,近似禅宗讲“一切皆禅”,属于一种理想。但没有界线,游戏就没法玩,就像没人真的会认为“挑水吃饭就是禅”一样。这点,戈夫曼有精到的分析(《日常接触》)。

    阿黄说,观念艺术是一种“行动”,投身进去就是创作,比如艾未未的《公民维权行动》。我不反对这种看法,但以为某种界线还是存在的。对希特勒来讲,绘画和政治可能是同一种东西;但在我们看来,作为画家的希特勒与作为政治家的希特勒不是一回事。我们不能把《中国革命史》当做《中国观念艺术史》读,就是这个道理。

    艺术是什么?界线在哪里?难以回答,但的确有一条界线。这个界线不断被挑战,被推移,但始终不能消失,因为没有界线,游戏就会瓦解。

    当然,也可以说,我们只是借“观念艺术”之名,大伙一起热闹热闹,请客吃饭,无所谓艺术不艺术。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2009-4-16 

  •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停留。(14章)

  • ▲游戏与游戏场域

     

    霍弗把群众运动中那些呼唤自由的思想家称为“言辞人”,认为:“在群众运动的过程中,唯一被欺骗的只有言辞人。言辞人当初站起来对抗旧秩序,嘲笑它的不合理与无能,指责它的不合法与高压政策,要求它给予个人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的自由。他们理所当然地以为,那些响应他们呼吁的群众,渴望的是和他们一样的东西。然而,群众渴望的其实不是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的自由,而是摆脱自主存在这个不能承受之重的负担的自由。他们想要摆脱‘自由选择的可怕负担’(陀思妥耶夫斯基语)。他们不想要良心的自由,只想要信仰——盲目的、独裁的信仰。……一个群众运动所取得的直接结果,往往就是群众渴求的结果。他们没有被骗。”(P171-172)霍弗此论,可谓惊警。1999年11月,俄罗斯披露普列汉诺夫的遗嘱,这位“言辞人”对列宁的批判,正与霍弗的分析吻合。

    但霍弗讲“一个群众运动所取得的直接结果,往往就是群众渴求的结果”,并不正确。其实,结果往往是出乎“言辞人”和“群众”意料的。因为,“社会”是多重合力的产物,每个人的行动,在牵制他人的同时,又被他人牵制,所以社会发展的下一阶段,多少总会出乎每个人的预料。这点,埃利亚斯在《游戏模型》中有精辟的发挥(《论文明、权力与知识》,P109-130,他说的“游戏”,近似今日讲的“博弈”)。

    但埃利亚斯的游戏分析,一样有漏洞。因为在游戏(或曰博弈)中,个体行动自由度很大,难以预测,但群体行动却可大致推断。把社会比做河流,个人就是水滴,升沉不定,但因为河道的限制,流向是基本确定的。这限制个体活动空间的“河道”,在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中叫做“场域”。布迪厄常把“社会空间”叫做“游戏场域”,加了“场域”这词,比埃利亚斯的“游戏”准确多了。在“游戏场域”中,个体的行动自由度被大大压缩,行动时的选择很有限。

    在《上帝与新物理学》中,物理学家戴维斯用一种下棋游戏来解释生命。游戏规则很简单,但启动后,整个游戏会自动变得越来越复杂,“自己就能产生出结构和行动,根本就不需要有人插手,而这一切结构和活动全来自几条简单的逻辑规则。”(《上帝与新物理学》,P247-249)

    生命的逻辑规则是什么?戴维斯没说。我想,大概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心是“生存”,“基本点”是合作与竞争。

     

    ▲群众运动领袖

     

    唐德刚于《晚清七十年》中痛批康有为“独夫”,并认为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通病”。(P249)对是对,但未讲透。没些卡利斯玛气质,是不能当群众运动领袖的。霍弗讲群众运动领袖“身上有许多东西不是发育不全就是受到了压抑。他的力量来自他的盲点和死心眼。”(《狂热分子》,P145)很正确。希特勒临死前,始终不相信是斯大林和罗斯福的军队打败他,而认为是他们背后的“犹太恶棍”打败了他,就是这种死心眼的表现。(《帝国的覆灭》)

     

    200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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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与“群体”

    《对自由的恐惧》中有一个混乱,是弗洛姆没分出“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的层次差异。像讨论“自由”与新教诞生时,居然以路德与加尔文两人为例敷衍过去。这不妥当。个人在群体中与独处时,差异很大。勒庞讲:“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1894年初版)霍弗也讲:“由于群众运动往往带来失序、流血和破坏,我们会很容易认为,群众运动的追随者都是天生粗暴和无法无天。事实上,群体的残暴并不总是个体残暴的总和。……不管是日本还是纳粹的暴徒,都是世界有史以来最有纪律的一群人。在美国南方,那些容易受种族主义感染的狂热分子,平常是安分守己的工厂工人。”(《狂热分子》,P146)

     

    200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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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与社会的“童年”

     

    最近补读心理学,翻看书柜,居然找到多本佛洛伊德的著作,颇为惊奇。《性爱与文明》中的《性学三论》,主要探讨婴儿时期的性活动对成人之影响,已属常识。

    读后联想:一个社会的“童年”,对其后来的发展有何影响?黄仁宇于《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论苏联云:“俄国投入欧战两年半而有二月革命,八个月之后有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之后继续三年内战,这当中的意义还没有为中外读者透彻了解。只有从最近的发展来看,才能体会苏联的胚胎,不是十月革命,而系由三年内战而产生。”(P438)更准确地讲,十月革命之前的列宁等小组,是苏联的“胚胎”(种子);而十月革命之后的数年战争,则是苏联的“童年”,其制度的形成奠定于这“东拼西凑,因时就势”的战时体制。

     

                                                             2009-4-11

  • 碰到苦难和死亡的威胁,个人是无法依赖自己的勇气的。他仅有的力量来源不在他自身,而在于他隶属的某个伟大的、光荣的、不可摧毁的集体(P93)

  • 优秀者信仰尽失,而低劣者激情澎湃。(叶兹诗《基督重临》)

  • 群众运动不需要相信有上帝,却不能不相信有魔鬼(P120)

  • 尽管自私者总渴望关心自己,但他永远不能满足,总是两手空空;他总是在担心不能得到足够的东西,担心某种东西的失落或被剥夺;他对任何可能强于他的人都是妒火满胸。如果我们深入观察,尤其是注意那些下意识的动力因素,我们就会发现,这类人根本不是爱自己,而是极端厌恶自己。(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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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分析学”与“社会人类学”

     

    读吉登斯怎样融合“精神分析学”与“符号互动论”,印象深刻。他采用埃里克森的理论,认为人自婴儿时期便处在生存安全的“焦虑”中,由此发展出“基本信任”这样一种“保护壳”。在此基础上,吉登斯指出,戈夫曼倾注一生研究的“互动仪式”,正是一种人类经过艰苦训练得来的“保护壳”(或曰“惯习”,或曰“第二天性”,或曰“库存常识”)。正如戈夫曼所云:“个体现在很容易履行的几乎所有活动,有时都需要动用严肃的努力。行走、穿越马路、造句、穿衣、系鞋和填写表格,所有这些现在不需要思考就能很好履行的惯常活动,是在过去通过一个习得过程而达到的,而这些过程的早期阶段的商定则充满着艰难。”(《现代性与自我认同》,P63)在社会人类学中输入“精神分析学”,实在有一种惊人的锐利。

    重读弗洛姆的《对自由的恐惧》(1941年初版),有些收获。霍弗的《狂热分子》(原名《忠实信徒:论群众运动的特质》,1951年初版)主题近似,一并在这里讨论。

     

    ▲自由与趋利避害

     

    本书的一个缺陷,是弗洛姆在“自由”、“个性”等启蒙主义概念上展开讨论,却对概念本身不加检讨。他在这里讲的“自由”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实际层面的自由;一种是理想层面的自由。两者是混用的。

    对常人来说,自由与生存,哪一个重要?生存。趋利避害则是生存的法则。趋利避害促使我们从自由中获得好处,而避免坏处。或者,促使我们从奴役中获取好处,而避免坏处。

     

    ▲“混乱”与“秩序”

     

    《对自由的恐惧》的论据,主要来自现代德国。弗洛姆认为德国人选择希特勒,是为了逃避自由。这说法缺乏说服力。希特勒之前的魏玛共和国并不是一个自由民主社会,而是一个半瘫痪的无序社会。在其前后两端站着俾斯麦和希特勒。魏玛共和国的瘫痪和混乱,已经严重威胁到德国人的基本生存。德国人希望从希特勒回到俾斯麦时代,就像法国人想从拿破仑第三回到拿破仑时代一样,思路很清楚。所以,对于德国人来说,是选择“混乱”还是选择“秩序”的问题,而不是选择“自由”还是选择“奴役”的问题。

     

    2009-4-6

  • 2009-04-04

    留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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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儋州破获两宗积压命案 两杀人疑凶潜逃6年被抓
    2009年03月16日07:49   南海网   

     

      本报儋州3月15日电 (记者 林书喜通讯员罗可恩)儋州警方加大对积压命案侦破力度,发生在2003年3月和4月的两宗命案日前被破获。

      2003年4月30日凌晨1点许,儋州“满园春”烧烤城发生一起命案,26岁的男子高造思被人持啤酒瓶砸伤头部,经抢救无效死亡。经侦查,确定李某渊和黄某流两人有重大作案嫌疑,但两人案发后一直潜逃。警方多次抓捕均未果。

      今年2月26日,警方接到线报称,李某渊住在那大中兴大道某酒店。警方迅速将李某渊(男,27岁,儋州木棠镇帝里村人)抓获。李某渊对伙同黄某流打人致死的事实供认不讳。

      2003年3月14日,黎坚侬木棠墟富人商场内一间私人出租屋赌博时,与李某雄(男,36岁,木棠镇铁匠村人)发生争执,进而打架。李某雄持自带小刀将黎坚侬捅死后潜逃,致此案成积压命案。死者家属因此多次上访。

      今年1月4日,有群众举报称,李某雄藏在儋州光村镇油行村。警方对油行村进行搜查,将潜逃近6年的李某雄抓获。目前,李某雄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南海网-南国都市报 林书喜等)

  • ▲埃利亚斯:歌德/福柯:布朗肖

    《莫扎特的成败:社会学视野下的音乐天才》为埃利亚斯遗作,不算精彩,但文笔之流畅,一如往昔。埃利亚斯早年研究歌德,其为文与为人,受歌德影响甚深。歌德批评德国浪漫派文风过于“主观”、“病态”,不能“客观”。(《歌德谈话录》)埃利亚斯一生颠沛,独身终老,但不怨不艾,勤勉自省,所论均谨守一份一寸,不妄下断语,与福柯浮夸渲染的超现实主义文风大不相同。

    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云:“情深不寿,强极则辱;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论埃利亚斯可谓近之。

     

    2009-4-3

  • 2009-03-31

    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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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摸我的喉管,我疯了吗?

    摸摸您的喉管,您没有疯,先生

    摸摸我的手腕,我疯了吗?

    摸摸您的手腕,您没有疯,先生

    摸摸我的肚子,我疯了吗?

    摸摸您的肚子,您没有疯,先生

     

    摸摸我的剃刀,我疯了吗?

    摸摸您的剃刀,您没有疯,先生

    摸摸我的鲜血,我疯了吗?

    摸摸您的鲜血,您没有疯,先生

    摸摸我的死亡,我疯了吗?

    摸摸您的死亡,您没有疯,先生

     

    摸摸我的爱情,我疯了吗?

     

    2009-3-31  晚上11点

  • 2009-03-31

    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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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两个小时

    “高烧”就彻底打垮了她

    整整两个夜晚

    她爬不出那张窄小的床——

     

    她从床上喊他

    先是怒骂

    接着是抱怨

    最后是嘤嘤嗡嗡的哀求

    随着她伸出的手臂

    不断变小——

     

    他迟疑地接住她的手

    看见她长长吐了一口气

    开始喃喃自语

    她的“苍白”停在那里

    她的“高烧”则爬到他的手心——

     

    不知道为什么

    她的手

    使他思念另外一个女人

    那个远在他乡

    今生不会再见的女人——

     

    但握着的手

    提醒他不该!

    他使劲压住思念

    但事情就是这样:只要握着她的手

    他就会想起那个女人

    然后她的手又会谴责他——

     

    他不敢松开

    他从未见过她这样虚弱

    他害怕松开手

    她就会越变越小

    直到从这床头彻底消失——

     

    他去买药

    他去烧水

    他去做饭

    他希望自己忙碌起来

    忘掉这思念——

     

    但这全是徒劳的

    整整两个夜晚

    他坐在床前握着她的手

    内疚和思念

    把他拧成一团狰狞的身体——

     

    后来

    “高烧”打垮了他

    他摔倒在另一张床上

    不断梦见活着和死去的朋友

    但那个苦苦思念的女人

    始终不曾来到梦里

     

    2009-3-31

  • 吉登斯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理论综合的能手,像搞文化研究的杰姆逊,各种各样的理论搓揉一番,居然就装到一起了。但他的短处是缺乏个人体验,比较呆板,再加上他满脑子英国绅士的条条框框,就更不亲切。

    这么说,似乎是用“文学趣味”代替“求真意志”。但不然,吉登斯自己也认为社会学乃是一种“常人”和“社会学家”的“双重解释”。情绪和体验,也应是社会学家“深度描写”人类时不应缺少的基础能力。王朔讲,英国人谁也不爱,包括他们自己(《他们曾使我空虚》)。吉登斯给我的感觉也是如此。所以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吉登斯是有欠缺的。

    具体到本书,讲的是“现代社会”与“自我”两极的互动,基本在其同事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笼罩下。吉登斯不怎么服气埃利亚斯(参《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但后者文笔的优美、理论的老道与经验分析的扎实,显然都在他之上。

    不过最令我感触的,是吉登斯那种“包举宇内,并吞八荒”的“野心”。钱钟书讲:“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谈艺录》,P1)这是乐观话,其实一切学问内部都分裂,同时都有想统一的“野心家”。在文理学科中,“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对峙,胡塞尔是“野心家”。在物理学中,“量子力学”与“相对论”对峙,爱因斯坦是野心家。在社会学中,“结构”与“能动”对峙,吉登斯也是一“野心家”。从“结构”这一边的涂尔干、马克思、韦伯,到“能动”那一端的舒茨、戈夫曼、加芬克尔,都能被他组装到一起。不管有多少漏洞,能做到这一点真是不能不令人惊叹。

     

    2009-3-30  晚上11点

  •  

    杜甫有些诗,没有名气,句法也不出色,但一直特别喜欢,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走在路上就会莫名其妙地念起,怅怅然。比如这首《寄杜位》:

     

    近闻宽法离新州,想见怀归尚百忧。

    逐客虽皆万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

    干戈况复尘随眼,鬓发还应雪满头。

    玉垒题书心绪乱,何时更得曲江游?

     

    杜位是杜甫年轻时的好友,似乎还是族亲,常在长安(曲江)同游,后来被贬去地方上。十年后杜甫流落四川(玉垒),听说他获赦,就给他写了这首诗。曲江没去过,但玉垒山我去过,绕山走了一圈。

    前天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从小长大的,后来也在北京读书,毕业后十年没有联系,突然打电话来,已经结婚生子。她的父亲,我也很熟,刚刚去世。

    放下电话时,不自觉地又把这首诗念了念。

     

    2009-3-28

  • 2009-03-27

    学画记Ⅵ.达达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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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说自己喜欢达达。有些诧异,女性喜欢达达的,似乎不多。

    我非常喜欢达达,超过喜欢未来主义与超现实主义。

    在现代绘画史上,达达主义比较晚起,在后期象征主义、形而上绘画、野兽派、立体主义、未来主义之后。但我认为,不讲“历史的逻辑”,讲“思想的逻辑”,其实达达主义是它们的起点,比它们早。

    达达主义的思路,是“否定一切既有价值和秩序”,统统否定,至少尽最大限度地否定。

    没人能够永远达达。所以发展背叛都很正常。

    发展。从达达往前走,是未来主义的“速度”,或者是形而上绘画的“忧郁”,或者是超现实主义的“梦幻”,或者是抽象派的“理性”……

    背叛。杜尚把小便池送去展览,是为了表示蔑视,即未来主义所说的“炸毁坟墓一样的博物馆”。但是,小便池被留在博物馆里了,被收买了。后来的杜尚和模仿杜尚者,都不再是达达主义者,而是一群“艺术制度”的食利者。谁跟钱有仇呢?但背叛达达主义的杜尚,算什么艺术家?不过是一个骗子。

    达达主义,其实翻译为“哒哒主义”最合适。

     

    2009-3-27

  • 2009-03-23

    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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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9-03-21

    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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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完了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

    到现在还记得,10多年前戴华在他宿舍里推荐这书的情景。那时读罗素都吃力,何况这样枯燥的大部头,自然没看。所以读这书时,老是想起戴华和他那本黑皮的《真理与方法》,不知道他看完没有,是否还记得伽达默尔讲了些什么。我想,他大概记不得了。

    老实说,《真理与方法》没给我太多惊喜。伽达默尔给我的印象,是认真得有些迂腐,有思想,但不尖锐,文笔很沉闷。开篇用了很大篇幅批评康德等人,只为了说明“纯粹美”这说法是错误的。当然,我理解,伽达默尔这么讲,跟他的德国学术传统和学术制度有关。但我又以为,做学问最关键的还是把道理讲清楚。这本657页的大书,其实10页就够了。

    伽达默尔的事业,其实就建立在“成见”、“视域融合”、“此在的解释学”等几个术语。在知识的大海里能投下这几个小石子,已经难能可贵。像搞社会学的库利,只贡献了“镜中自我”和“初级群体”两个术语,但已足不朽。

    伽达默尔强调经验的开放,但《真理与方法》最让我警惕的,却是他知识的封闭。

    伽达默尔承认,自己的学问局限在历史-语文学学科,对其他学问所知有限(《真理与方法2》,P3)。这个局限是很明显。比如他认为“教化”是人的特性,纯属想当然。实际上,很多动物也是“教化”后代的。劳伦兹就发现认他做母亲的鸟儿,跟有真正母亲的鸟儿相比,缺少很多生活经验(《所罗门王的指环》,该书初版于1951年)。劳伦兹是奥地利人,属德语文化圈,为动物行为学创始人之一。这门学问的创立,早于《真理与方法》出版约30年!更重要的是,《真理与方法》的批判矛头,是指向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认为自然科学方法把“说明”当作宗旨,不知“理解”。可伽达默尔就是想不到,自然科学也不是铁板一块,动物行为学就强调“理解”,1975年异军突起的社会生物学也很看重“理解”。伽达默尔可谓是闭门造车,以“哲学”为牢了。

    伽达默尔把原有的“诠释学”加以引申,把“理解”当作人类基本的生存模式,转变为“此在(人)的诠释学”。这是他的贡献。但他想到却没做到,始终在哲学里打转。所谓“此在的诠释学”,实际上是社会人类学的问题,局限在哲学里讲,资源是不够的。既然“理解”是人类的基本生存模式,那下一步自然是去分析常人的日常生活。舒茨比伽达默尔警觉,他从韦伯那里学到诠释学之后,就转入“生活世界”的社会学分析。伽达默尔也读过韦伯,却没有舒茨的警觉。这正说明伽达默尔没有能够把自己的“成见”打开,未能有意识地向“异己”寻求新的经验。

    伽达默尔讲“视域融合”,近似舒茨讲常人对“库存常识”的“即兴”。舒茨指出,人类往往按照习惯(“库存常识”)行事,只有遇到不吻合处,才即兴发明。比如,一个人原先寄信,后来改成发电邮,他就需要把原先的程序略作调整(“即兴”),不能在电脑上到处摸哪里是邮筒口。舒茨讲得简单明了,伽达默尔则讲得云山雾罩,思路很迟钝。

    知识封闭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伽达默尔屡屡搞混“是”(真)和“应该是”(善)。舒茨关注常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调整行为,这是“此在的诠释学”的正确思路。伽达默尔却想“跳跃”,把“是”向“应该是”的方向拖,最后拖到“对话”,认为“诠释学”的目标是坐下来平等对话。这就是伽达默尔老教授把“老师/学生”关系的“成见”(“库存常识”)套到所有人类关系上去了。这个生活世界上除了“老师/学生”关系,还有“强盗/受害者”关系、“强盗/强盗”关系、“顾客/店员”关系、情人关系……这些关系中的人也是“此在”,自然也符合“此在的诠释学”。以下对话:——“要钱要命?”——“给你钱,别开枪!”难道没有“对话”?没有“理解”?但平等吗?伽达默尔或许很善良,但这种善良妨害了他学说的可信度。

    或许,正因为伽达默尔本人“成见”太多,所以他才认为人必有“成见”,同时也更呼吁经验的开放吧。

     

    2009-3-20  晚上11点

  • 2009-03-19

    午夜狂想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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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9-03-19

    画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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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日,去植物园,看到无数乌鸦蹲在树上,突然想画画,不是画素描,而是画充满各种色彩的画。

    一画起来,猛然卷入一个大漩涡,身心不由自主地旋转,灵感不断地要从体内涌出来,就跟写诗一样。陈丹青讲,诗画本一家。很对。

    大概春天来了,肉体的重压缓解,枯竭的灵感又开始走火入魔,穷凶极恶。

    最近还在开始补习狄尔泰和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以前读的不多。他们都是审慎甚至有些迂腐的学者。

    一边画疯癫的绘画,一边补习审慎的理论,似乎有点怪。

    但想想其实不怪。疯癫与理性是同一种正常人的疾病。李尔王的疯癫,正如亚理士多德的理性。德里达批评福柯,认为他不该把疯癫与理性当作两个东西。很对。

    自我即剧场。我期待,各种各样的假面、各种各样的性格,都在我的春天与我的身体里喧宾夺主、气势汹汹地粉墨登场……

  • 2009-03-18

    人之现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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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之现象

  • 2009-03-17

    培根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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