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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卡拉马佐夫在长老前叫喊:我我我我就是喜欢被委屈,被蔑视!因为这样才愉快!这样才美。

    什么叫做受虐狂?这就叫受虐狂。

    说起来,“受虐狂”这名词,就源自一个奥地利的斯拉夫作家。俄罗斯人也是斯拉夫人,为何斯拉夫人这样喜欢虐待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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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说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言斯大林,发现错了。

    查到资料,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预言了斯大林,而是斯大林曾是《群魔》原型涅恰耶夫(1847-1882)的粉丝!

    涅恰耶夫的《革命者教义问答》曾为斯大林所熟读,如这段:“革命者是注定要灭亡的人。他既无个人需要,也无个人事务,感情依恋,财产,甚至名字,他身上的一切都被惟一的兴趣,惟一的思想,惟一的热情----革命,所吞没。他的内心深处,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同社会习俗,整个有教养的社会彻底决裂,他是这个世界不共戴天的仇敌,如他仍生活其中,就是为了更有力地毁灭它。革命者蔑视任何尊严,拒绝和平的科学,把它留给未来一代。他只知道一种科学,那就是毁灭的科学……他蔑视社会舆论……凡是能促使革命胜利的对他都是道德的。凡是妨碍胜利的都是不道德的和有罪的……如他尚存有友情,友谊和爱情,对他则极为不利,如这些关系束缚住他的手脚,他便不是革命者!

    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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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复述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观点:(1)中国是集体主义社会,西方是个人主义社会,个人主义不适合中国;(2)西方之所以是个人主义,根本在于基督教。

     

     

    我以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1)从梁漱溟的时代看,西方的苏联就是集体主义社会,之前的东正教俄罗斯,也是集体主义社会。梁漱溟自己也承认,英美是个人主义社会,俄罗斯是集体主义社会。这就说明把宗教当社会基础,根本就是“倒果为因”。宗教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比想象的小。韦伯的《清教与资本主义伦理》,把清教与资本主义直接挂钩,这是谬论。资本主义最初兴起的国家如威尼斯、佛罗伦萨、葡萄牙,跟清教关系不大。

    2)从全人类的历史看,英美崛起之前,人类社会都是“集体主义”的。雅典城邦、中世纪封建社会,俄罗斯的农奴制公社,有什么“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是一种新生事物,才几百年,以前的欧洲也没有。

     

     

    关于个人主义,几个容易搞混的概念:

    1)英雄主义,这是赞扬。尼采鼓吹超人,鲁迅鼓吹独立个人。这是英雄主义,但英雄主义不就是个人主义,否则古代的个人主义多了去了!集体主义社会的英雄其实比现代社会多。

    2)利己主义,这是批评。人不利己,天诛地灭,这是人的生物性。个人主义当然利己,集体主义鼓吹利他,但利他的背后还是利己,学雷锋难道不是为了评先进?利己没什么可以指责的,特别是利己助人,损人利己才应该指责。

    3)唯我主义。人皆利己,但不意味着利己就不择手段。唯我主义则可能为了利己,不择手段,只管自己,不管别人。个人主义则认为,每一个个人,形式上都是平等的,父亲与儿子,老公与老婆,有一种“形式平等”。是否承认他人也是一个平等的个体,是两者的区别。

     

     

    作为制度的个人主义:

    1)个人主义是一种制度化的道德。就是尽量把个人从国家、宗族、家族和家庭的义务中剥离,减小到最少。晚清时,有些信仰基督的不孝子,拒绝赡养父母,被清政府抓去。传教士认为不孝不违法,踊跃去救,激起众怒。他们不知道,孝道不仅是一种社会道德,也是一种养老制度。这种反传统的“个人主义”,当然要被抓去问罪。直到养老保障体系完善后,这种个人主义才可能是合法的。

    2)集体主义道德是传统经济制度的一部分。集体主义的本质是经济依存关系。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个体离开群体必然灭亡,走投无路,雅典最重罪行便是流放,而保护个人的关系便是亲缘关系、邻里关系与城邦。中国的宗族,俄罗斯的农村公社,雅典的城邦,他们都是集体主义的,个人隐私、少数人权益等个人主义概念,那是不受保障的。在这种经济依存下,便产生了鼓励共同依存、互相监视的利他道德,这是集体主义的微观基础。这种道德的核心,便是个人服从集体,苏格拉底再激进,城邦判决他死,他不得不死。

    3)作为经济关系的那部分道德可以被货币取代。道德不仅是情感问题,也是经济问题(我们叫人情),有一部分道德是可以货币化的。一旦它们货币化,必然的结果,就是一部分人情的淡漠。商品经济的发展、个人隐私权的增加与人情味的变淡,三者是互相联系的。由此,越是市场经济化的社会,个人主义越发达,人情味儿越淡。“个人主义+市场经济”,个人主义的发达与否,跟市场经济的发达与否,紧密相关。这首先取决于经济基础,无关于宗教信仰,但不妨碍附着于发达经济体的宗教信仰,借机推广自己。

    4)是否接受个人主义不是拿来主义问题,而是生存竞争问题。个人主义PK集体主义,不是适合不适合的问题,而是哪一个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问题,社会竞争的大潮,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问题,不是梁漱溟说的想自主选择的问题。

    5)个人主义的代价。任何主义都是有代价的,集体主义缺乏自由,个人主义则要有情感问题。日本曾是一个集体主义社会,现在则面临大批老人“孤独死”的问题。把大批个体从国家、宗族、家族、家庭中剥离出来,淡化他们的义务与责任,也就削弱了他们之间的经济联系。经济联系是人们最重要的联系,甚至会带来感情,虽然难免虚伪的成分,但个人主义越发达,这种利益联系越淡了,家族与家庭也就分崩离析了。或许,到了某种时候,再加上科技的发展,个人主义会有新的变化?

     

     

    201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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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刘汀聊天,讲到余华写《兄弟》,使劲要突破自己的八十年代,进入到最新的时代潮流之中,都认为这是他最值得钦佩的地方。

    的确,一个作家要突破自己的青春年代的思维模式与写作模式,追赶时代潮流,那是最难也最危险的。

    困难,是人感受世界的方式有惰性,危险,是强迫自己跟上潮流,会使得自己的写作变得时髦而没有分量。但《兄弟》做到了,你要比较莫言、苏童的小说,就可以看出余华的厉害,不管《余华》有多少缺点。

    《群魔》也是这样一篇小说,实际上它是一本“抨击小册子”,是论战性的,挖苦屠格涅夫,攻击别林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时候,也打算放弃它的艺术性,优先考虑它的倾向性。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俄罗斯当前道路如何走。

    但是,他居然把一本论争小册子写成了超级巨著,他的《浮士德》之一,你要想想莫言他们如何脱离时代,就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多牛。

    而且,你也可以想象鲁迅,鲁迅的《故事新编》也是论战性的小册子,跟《群魔》相比,它太逊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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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了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中讨论《群魔》的篇章。最初就是从加缪这里知道《群魔》的。重读有些荒唐,加缪写得多粗糙啊!

    那是一个哲学本科生的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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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思妥耶夫斯基攻击理性和科学的最大论据,便是“科学主义”,也就是什么事儿都以科学为最高仲裁的人。

    俄罗斯的确很多人,狂热崇拜科学。

    问题是,科学主义是科学么?是一种理性行为么?

    答曰:科学主义是一种宗教,是“科学真理教”!

    有理性的人,是怀疑的,审慎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些狂人,其实是宗教徒,这点他自己也承认了:彻底的无神论者,其实是一种宗教徒!

    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攻击方向,最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信仰科学主义的宗教徒,是当“基督宗教徒”还是“科学宗教徒”?

    这是落后的、缺乏理性精神的充满了狂热宗教情绪的俄罗斯人,自己伪造的一个命题。这个学术命题的价值,是零,但它揭示的宗教狂热,让我们深思。

    准确的答案是:俄罗斯人有顶礼膜拜的传统,拜癫僧、拜耶稣、拜科学……他们不知道:科学是用来证伪和怀疑的。

    可是,那些学者都被陀思妥耶夫斯基搞迷糊了。

     

     

  • 陀思妥耶夫斯基青年时期,卷入过暴力团体,所以三十年后,他从一个小团体的杀人事件中,嗅出了人类暴力的血腥味儿,以及将来的暴力可能性。他跟皇太子说,这是为了写七十年来的一群人,也是对自己的前半生的狂热的反思。

    俄罗斯人很不幸,还被预言中了。

    一个理论暴力团体的构成:

    1)理论家:斯捷潘特罗非莫维奇,希加廖夫。

    2)领袖:斯塔夫罗金与彼得。

    3)狂热分子:艾尔克利,盲目崇拜领袖。

    4)准信徒被裹挟者:利普京等。半信半疑,上了贼船,身不由己。

    5)食利者。无所谓道理。这部分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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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问题,可以两个层次回答:一个是具体层次,在于基督教世界;另一个是抽象层次,在于全人类。

    1)具体的问题,在俄罗斯以及欧美世界,的确是没有上帝就没有道德。不是因为上帝创造了道德,而是因为两千年来,道德的合法性就建基在上帝之上。

    道德是上帝交给摩西再传给人类的,这是基督教的道德叙事。

    上帝,是基督教道德的CPU。换一个新的CPU,很难也很危险。

    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忧虑,有绝对的现实基础。

    2)从抽象层面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答案是错误的。比如,对于中国人来说,上帝不是CPU,甚至我们说的“人在做,天在看”的“天”,也不是CPU。对于中国人而言,上帝死了毫不忧虑,孔庙倒了,才有一点点忧虑,但不大。因为在历史上,儒学衰微过多次,儒学就是一种准国家宗教。

    中国人势力最大的,是“祖先崇拜”。

    鲁迅讲过:“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这话其实不全对。没有“信仰”,我们还可以有“信念”。

    信念有很多种,发财、生子、求知……都可以成为一种信念,但未必是信仰。

    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喊,没有神,就可以无所不为了!这是错误的。中国人,不信上帝的多了去了,他们就无所不用其极了么?没有。

    从历史上看,没有上帝就没有道德,不成立。

    从博弈论来看,也不成立,博弈论认为:是道德需要一个上帝,而不是相反。这种看法其实源自康德。

    我是无神论者,但我不认为,我没有道德。

    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否定了自己的这个“中心思想”,那就是基里洛夫。

    基里洛夫,加缪特别喜欢,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很喜欢。托尔斯泰看出来了,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的渎神思想,塞给了反角。

    基里洛夫是一个道德高尚的无神论者,对待沙托夫和他的妻子,很有感情,鄙夷彼得特罗非莫维奇的投机取巧。他是有道德感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唯一故意扭曲他的地方,是让他答应撒谎杀了沙托夫,因为他不信上帝,所以无所谓。老实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有点不公道。

     

     

     

  • 按理说,彼得特罗非莫维奇应该自私自利,自我中心,不服从我的天诛地灭,但他一直屈从一个人,那就是斯塔夫罗金。他宁愿当个幕后老大,要斯塔夫罗金当幕前老大,他跟斯塔夫罗金,有一种自卑的狂热。

    他是一个S/M的男同性恋么?

    另一种解释,他们两人其实是一个人,这种解释没什么力量。

    读到这里,想到古龙的《英雄无泪》,我不知道,古龙是否抄袭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但《英雄无泪》里面也有两个主人公,一个是幕前老大,纯粹是形象花瓶,另一个则是幕后老大,操纵一切,但因为先天残疾,自卑,从不到幕前。

    两人都是异性恋,但彼此内心有灵魂的共通。

     

     

  • 彼得特罗非莫维奇,一个虚无主义者,表面看,是一个花枝招展的交际花,跟谁都能钻,跟谁都热络,是一个“专营分子”。

    这种人,通俗喜剧里,属于被挖苦讽刺的人,很常见。

    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投机专营上面,加了一层“狂热分子”,就加剧了他的深度,原来,他不仅是一个投机专营分子,而且,他有他的狂热理想!他想砍掉一亿万个人头,重新铸造这个世界!

    左半脸:见风使舵,投机专营。这样的人,谁都写得出来。

    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加了右半脸,把他写成了一个被自己的理想蛊惑的疯子,那就是:斯大林。

    斯大林,大家都说他实际,其实他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否则,为何他要饿死两千万人,莫名其妙杀死那么多富农?他是真的相信。

    最实际的人,有着一张最狂热的脸。这是俄罗斯人的特性么?

    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言了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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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孩子?”

    “爱。”基里洛夫满意地回答,但态度相当冷漠。

    “这么说,你也爱生活,?”

    “对,也爱生活,怎么啦?”

    “你既然已经决定自杀。”

    “那又怎么样?为什么要扯在一起?生活是一回事,那又是另一回事。生活是实在的,而死亡是完全存在的。”

    【批注:我发现我也很喜欢基里洛夫,如同加缪,甚至我认为我有他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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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一大特色,是“思想人”。他的小说人物,都是被一种思想逼迫得走投无路,如果不付诸实施就自戕的人。

    作为人,要有利益计算,要有饮食男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不会,但一个思想就会逼迫得他们绝望万分。

    基里洛夫就是如此。这个人物,影响了加缪,加缪的思想就是他的翻版。

    如果没有“思想人”这个特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基本就是“通俗闹剧”。但发明了“思想人”这个形式之后,他的小说就被改造成了“思想恐怖剧”,所有的人都抱着自己的思想偏执狂吵吵嚷嚷,似乎没有一个答案,这个世界几乎如同疯人院一样不堪忍受。实际上,因为他们这帮人的争争吵吵,整个世界才真的成了疯人院!

    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根本就不真实,他们都被卸掉了“xia半身”,被思想yan割了!他们根本就是行尸走肉,根本就是傀儡皮影!他们被那个叫做“思想”的东西吃掉了“肉身”!

    非常有讽刺意味的是,基里洛夫的真人版加缪,居然在《西西弗的神话》里讲:真理算啥?伽利略还不是丢了?关键是人生值不值得过,值得过,那就是最大量地体验生活,如同唐璜,寻欢作乐!

    这根本就曲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基里洛夫!

    他们只是为了思想活着的,斯塔夫罗金之所以沾花惹草,不是他下ban身出了问题,不是他喜欢女人,而是他的思想出了问题。

    所以,加缪没有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革命——思想人。

    这是一个思想的恐怖剧,思想的S/M剧,因为思想的价值无所不在,以至于沙托夫和基里洛夫对斯塔夫罗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崇拜,因为斯塔夫罗金摧毁了他们的信仰,他们疯掉了,要从他那里讨到一个“说法”,斯塔夫罗金是他们的王阳明,当然是疯掉的王阳明。

    有人为了思想而S/M,而不是钻石、戒指、女人、美食?

    基里洛夫与斯塔夫罗金的对话,你要从常人思维读,根本是胡说八道,故弄玄虚,但要从“思想人”的角度来读,接受这个“魔幻人类的小说逻辑”,你发现,的确有一种咄咄逼人的魔力。

    小说,小说家自己立法的艺术形式。

    思想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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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到第五章结束,倒霉的父辈西化派斯捷潘特罗非莫维奇,接连被两个人侮辱,一个是自己的儿子,一个是他爱了二十年的贵妇。他是一个过时的老文人,言辞华丽夸张,人道主义的空谈派,一生无所作为,当这个贵妇的食客度日,最后惨被侮辱。

    这个人物,写得最有活气,开端的时候,颇不以为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的轻蔑口气,读到这里,不满变成了钦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确抓住了这个人的灵魂内在,写活了。他实在是没有侮辱他的。我读错了。

    这个人的一个原型,其实就是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写得这样倒霉,他当然满肚子牢骚的。但的确写的很好,面对儿子与施主的残酷攻击,最后一刻他都是体现出一种落魄的高贵。

    会想:斯捷潘和他的女施主,相爱了二十年,为何反目成仇呢?相爱的两个人,因为一件小事而不能谅解,忘掉他们的俄罗斯背景,还原到两个人,也是很悲剧。

    托尔斯泰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攻击倾向,却格外欣赏这个人物。不是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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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么?怎么读着读着,突然想到温瑞安的《温柔一刀》。在讲故事上,它跟《群魔》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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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狂信:“这一信条很简单,那就是要相信,没有什么能比基督更美好、更深刻、更友善、更睿智、更坚毅、更完美,不仅没有,而且我怀着坚贞不渝的感情对自己说,绝不可能有。不仅如此,如果谁向我证明,基督存在于真理之外,而且真理确实与基督毫不相干,那我宁愿与基督而不是真理在一起。

    托尔斯泰没有这么极端,到底认为佛陀也可以信仰,所以也学佛教徒吃素了,但他对理性的反感也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娜卡列尼娜》里直接呵斥科学为“谬论”!

    两人都不掩饰对科学的厌恶,因为它没有善,或者让真高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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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森坎普夫如是评陀思妥耶夫斯基。正确。他的人物,最情感激昂的时候,吐出的都是骇人的诗句,仿佛来自古希腊悲剧。

    他实在是一个诗人,而托尔斯泰则是散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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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革命,其实是“通俗喜剧的哲学化”。借助闹哄哄的喜剧形式,他往里面灌输邪恶思想。这一招,如同我对民谣下毒手,“民谣邪恶化”,改写得邪恶无比。这一招,说起来容易,但要把“通俗喜剧+哲学论争”融合起来,是一个工程浩大的技术活儿。因为写诗有类似经历,我的推断是,这种形式要发展成熟,至少十年以上。

    他利用通俗喜剧,招数其实不多:(1)悬念,动不动大呼小叫,或者人物有哭有笑。(2)在一个小房间里,招呼大队人马压上来,一个接一个吵闹,这尤其是喜剧的长处。(3)故意删除背景和解释,人物对话没头没尾,小题大做。

    第三种方法,其实他用得也不怎么好,有些地方很生硬,《群魔》用了一百多页,其实也就是讲一个贵族少爷玩弄了几个女人,曹雪芹三页就解决,而且也不缺少什么。

    但他真是哥特小说的大宗师,虽然粗糙,你也能读得津津有味,甚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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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赫金提出“复调小说”理论,歌颂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的小说之伟大,人物各行其是,各有性格。此理论影响巨大,影响了昆德拉和大江健三郎。

    其实一派胡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人物,统统都是“样板人物”,个性雷同到了极点,《群魔》里的那个无赖酒鬼,就是《罪与罚》里的无赖酒鬼,至于《群魔》里的纯情少女、恶魔帅哥、一根筋思想家,《罪与罚》里统统出现过。你要思索,就会惊讶地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严重缺乏写活的人物能力,他的人物都死气沉沉,行尸走肉,都是一些假面道具。每写一部新小说,他就从口袋里把这些木偶抛到舞台上来。他根本没有托尔斯泰那样洞察活人的能力。

     

     

  • 在《群魔》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攻击当年战友,言辞苛刻,语气暴躁,毫不恋旧。虽然有人品问题,但这种狂躁,俄国知识分子多有之,他们内部分裂,从1812年开始吵闹。为什么吵闹?心情烦躁。如《旧约》的约伯:

     

    惟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所以我的言语急躁。

     

    普希金、托尔斯泰、别林斯基、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今日是俄国大宗师,其实是俄国的lu迅、hu适、独秀。属于“新党”。当时被传统派鄙夷。不是林纾、钱穆这一派传统派。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叛出“新党”,也不是旧党,只是趋旧的新党。

    俄罗斯的新党与旧党,如同中国,都产生于西欧理性精神的狂轰滥炸。当旧党还是当新党?俄罗斯文人,这批“吵闹的极少数”,争吵不休。一脚把西欧踹出门,不可能,全盘西化,也有人不乐意。《群魔》攻击的原型,某教授,就是全盘西化者。

    知识分子的内部分裂,罪在“帝国主义”。但帝国主义怎么赶走?机关枪,加农炮,原子弹,驱逐舰,股票,公司,……哪一样,本土派打得过?于是本土派与西化派,时间流逝,又变成“西化的本土派”与“西化的西化派”。

    俄国人,自卑,自大,很受伤。最先受伤的,是知识分子,吵闹的极少数。

    西欧文明太好了!一波一波地赶着学:浪漫主义、无政府zhuyi、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跟中国人一样,顶礼膜拜,只是别人的小学生。这是西化派。

    但他们的民主制度,很危险,会威胁农奴制。政f不乐意。怎么办?于是监shi新党。而旧党呢,觉得咸与维新毫无民族尊严,看着很耻辱,大声疾呼:我们的膝盖在哪里?自问自答答曰:东正教(中国人说:儒学)。

    西化派VS本土派+zhengfu。斗不过,愤怒,他们的生存空间逼仄,郁闷,反叛者必然苦闷,因为不被理解,因为没有钱,因为生存得不到保障……《群魔》里的新派文坛领袖,不得不依靠女农奴主的豢养,同时谈论自由主义,理不直气不壮,如同胡shi晚年被蒋豢养,只能空谈,畏首畏尾。

    他们是思想的巨人?不是,他们只是传播西方思想的大嘴巴,别林斯基、巴枯宁,都是。如《群魔》所说,没什么思想。luxun/hu适、独秀也没什么思想。他们既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时间。他们是行动的矮子?是的,在sdl出现之前。

    《群魔》写于1871年,去1812年,近60年,是这些吵闹的极少数的一个人类学梗概,来自敌意的梗概。

    唯一的遗漏:陀思妥耶夫斯基忘了自己就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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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借了《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和《群魔》对着看。看是乱看,颠来倒去看,不按顺序。

    三个小说家的性格,特别明显:托尔斯泰,比较宽容;福楼拜,比较冷酷;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暴躁。

    不喜欢福楼拜。在他眼里,凡夫俗子都是无可救药的蠢货。或许我感到了冒犯?

    不过,他写阳光射进一个屋子,几只苍蝇在瓶子里爬。写得真好!

     

     

    《群魔》也冷嘲热讽,但不同于《包法利夫人》。福楼拜是蔑视凡夫俗子,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过是抨击当年的老朋友,纯属文人群体的内讧。

    里头对教授的抨击,比比皆是,在《安娜卡列尼娜》也有。看来,小说家鄙夷教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记得巴金的《灭亡》里是如此。

    小说家为何如此?想了一下,得出一个卑鄙的结论:因为是竞争对手,出书啦,发文章啦,社会影响啦,双方处于一个生态位置,不可避免要彼此充满敌意。而且学者为政府保养,写论文又比写小说容易,总体比作家好混,当然叫作家痛恨……

     

     

    以前读《群魔》,注意看故事,这次读,注意看时代八卦,觉得很有意思,里面讲一个自由主义教授的自以为是,害怕被世人遗忘,以及对沙皇政府的痛恨、畏惧乃至谄媚。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是这个自由主义小群体的一员,后来转身变为宗教狂,对当年战友冷嘲热讽,老实说,不怎么地道,时过二三十年,就不怀旧么?虽然他写的那些人,我也同意,大致也是如此乌烟瘴气。

    反对传统的驱新者,因为没有根,又被主流反对,德行有亏的,想来比比皆是,但用他们的人品卑劣来批判他们的信仰,来证明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转向正确,不可信。信上帝的恶棍也比比皆是,上帝就一定不好了?

    思想是思想,恶棍归恶棍。

    抄录二则:

     

    P37  沙托夫属于这样一种理想主义的俄国人,他们会给一个强有力的思想所制服,一下子受其支配,有时甚至给支配一辈子。他们永远没有能力驾驭它,但却狂热第信仰它,于是他们一生仿佛就在这块落在他们身上把他们压成两半的巨石之下作垂死挣扎。【批注:沙托夫这个自由主义者,掺杂了东正教传统的狂热,然而自由主义是理性的,这是自由主义与东正教的融合体。说到底,俄罗斯还是太落后】

     

    P40  实际上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最无害的、愉快的、完全是俄罗斯式的轻松的自由主义空谈而已。“高级的自由主义”和“高级的自由主义者”,既没有任何目标的自由主义者,只有在俄国才可能出现。【批注:这类人,哪里没有?但说他们最无害,是反语,七十年后这些人弄得俄罗斯血流成河】

     

     

  • 2012-05-17

    转录:虐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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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哲宗时,宰相韩缜以“虐食”闻名于世。《夷坚志》载:韩缜喜欢吃驴肠,每当宴请宾客时也都命厨人供上此菜。而“欲其脆美,而肠入鼎过熟则靡烂,稍失节则坚韧”,因此庖人为了烹饪适当、免除刑责,都事先将一头活驴缚于厨房旁边的柱子上,待“才报酌酒,辄旋刺其腹,抽肠出,洗治略寘汤中便取之,调和五味以进,而持纸钱伺于门隙,俟食毕放箸无语,乃向空焚献焉。”韩的其中一位客人曾目睹过这种场面,说“正见数驴咆顿柱,下皆已刳肠而未即死,为之悚然”,于是以后再也不吃驴肠。但正是像这样的场面,韩缜每一餐“或至于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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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爾克是托爾斯泰晚輩,1905年跟女友莎樂美去俄羅斯,拜見托爾斯泰,五體投地。路上,裡爾克遇見一個小男孩,也對他五體投地,長大後,小男孩在他與裡爾克、茨維塔耶娃的“戀愛三角”裡出於崇敬,“退避三舍”。小孩是誰?就是帕斯捷爾納克。

    讀《戰爭與和平》發現:托爾斯泰與裡爾克有一點類似,那就是對待死的態度。

    第四卷,安德列要死了,臨死之前,他越來越崇高,仿佛飛躍人間而去。這個對死的莊嚴態度,依我看,是托爾斯泰自己的一個理想。

    我們可以叫做“安德列式的死亡觀”。

    托爾斯泰寫道:娜塔莎和他妹妹看安德列逐漸死去,仿佛進入燦爛的永恆,不悲反而肅穆待之,頗有神聖之感。這就是強姦民意的“昇華”了,個人認為毫不可信。不過,托爾斯泰還算老實,沒強迫娜塔莎“昇華到底”。後來,娜塔莎照樣發胖,照樣柴米油鹽,照樣為吃醋而兇相畢露,胖得慘不忍睹……領悟死的莊嚴,對她如同一場戲劇,看完就散場,該幹啥還幹啥,沒啥改變。

    我們可以叫做“娜塔莎式的死亡觀”。

    安德列是知識青年,娜塔莎是青春少女。他們看待生死,不一樣,安德列比較嚴肅,他的“理想偏執狂”,近似唐僧、唐吉可德,按中國人來看,屬於迂腐。娜塔莎則屬於“享受生活型”,近似豬八戒、桑丘。

    裡爾克的代表作之一是《十四行集》,獻給薇拉,一個早死的舞女,這是裡爾克的“娜塔莎”。這部詩集的主題,是打通生死,下麵這首馮至譯的名篇,講懂得死才更懂得生(在文學史家那裡叫“雙重視力”):

     

     

    只有誰在陰影內

    也曾奏起琴聲,

    他才能以感應

    傳送無窮的讚美。

     

    只有誰曾伴著死者

    嘗過他們的罌粟,

    那最微妙的音素

    他再不會失落。

     

    倒影在池塘裡

    也許常模糊不清:

    記住這形象。

     

    在陰陽交錯的境域

    有些聲音才能

    永久而和暢。

     

    裡爾克這個態度,很安德列,不娜塔莎。娜塔莎也“曾伴著死者/嘗過他們的罌粟”,不過那“那最微妙的音素”,她可是大失落特失落的。

    女兒家呀,眼光短淺!哪懂得死的嚴肅莊嚴……托爾斯泰如是誹謗。

    “生死亦大事也”,古今中外都頭疼,沒奈何。人皆怕死,這是事實。叔本華謳歌自殺,也沒見他自殺。剩下的問題是,怎麼看待這個事實。或者否認,說有永生。或者假裝熱愛,讚美死亡,如托爾斯泰。或者假裝豁達,如白居易天天喊自己不怕死。

    但不管何種解釋,咱們還是怕死……難道你不是?

     

  •  

     

    日常講:“生命無價。”其實這是意識形態,生命當然有價。飛機出事、火車出事,賠多少錢,那就是命價。

    原先,我有一個錯覺,以為生命雖然有價,但對自己來說,是無價的。最近琢磨,錯了,對任何人來說,不管多麼自戀,自己的生命也有價格的。這是因為,價格是由社會決定的,我們對自己生命的價格計算,必須依據他人的命價進行計算,不是你想算多少就算多少。社會的價格系統決定了你的價格。你出行,坐飛機,還是坐高鐵?吃飯,吃地溝油,還是吃橄欖油?你的每個選擇,都是在不自覺地估計自己的命價。

    有老人去醫院看病,花兒女個千百塊錢,沒問題,花個一百多萬,他心疼兒女了,不願再看了。這就是老人對自己命價的估價:大於一千元,小於一百萬元。

    人的生命,從維護到死亡,都有成本,甚至包括“道德成本”。講“生命無價”,最終的影響,不過是把“生命無價”這個道德折算進去,加高命價的價格。但是,道德的價格不可能無限增加,否則航空公司賠到破產,那就誰都沒有飛機坐了。

    人的生命如同商品,是有價的,而且可以推論:生產與維護生命的成本越便宜,人命越不值錢,而“人命無價”的道德成本,也就越低廉。

     

    20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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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自彭遵泗的《蜀碧》卷三,張獻忠的妖星下凡之解釋:

     

    獻敗時,有侄某潛身削髮,隱於灌縣之三十六峰,號疤和尚。世定後,時時出遊,各伯楚錫公珩遇之,問賊曩事雲:獻忠初起,原圖脫禍,無意殺人,至湖廣率同輩五六,夜盜武當山大廟金頂觜上,見王靈官持鞭喝雲:快去,備非上帝放汝收生,定打殺汝。因此自負為奉天殺人雲(獻侄面有火藥燒痕,故號疤和尚,問其名,終不答。康熙四十年,其人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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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爾斯泰的冷酷,有一處可謂冷酷到砭人骨髓,那就是寫卡拉塔耶夫之死。

    這個“昇華”皮埃爾的貧民士兵,如前所述,被當做“人民的代表”(托爾斯泰也這麼認為),但他被法國人槍殺時,托爾斯泰把筆觸濃墨重彩放在皮埃爾身上,故意一筆晃過,只交代了一聲槍響。

    直到晚上,他才寫皮愛爾頓然恍悟卡拉塔耶夫已經被槍殺:

     

    ……於是他明白過來:卡拉塔耶夫已被打死了。可是就在這一瞬間,他心裡天知道冒出了關於那個晚上的回憶。那是在夏天,他和一個漂亮的波蘭女人在基輔的自家陽臺上共度黃昏……

     

    看看吧:對於這個虔誠的最後“昇華”皮埃爾的教徒,沒有臨死前的控訴與反抗,甚至被他改變生命的,對他也沒有一絲哀悼與懷念。套用TS。艾略特的話講,他的死,不是“轟”的一聲巨響,而是“噓”的一聲,甚至:悄無聲息。

    一個詞:慘死如狗。

     

     

  •  

     

    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在36-41歲。那時他是一個小說家,想像力旺盛,看待事物有一種寬宏之感,包括自己。後來的托爾斯泰,如我們所知,成了一個道德家、宗教家,生命軌跡起了巨大變化。

    我想:他做夢都想不到,中年的自己,已經準確預言了晚年的自己:

    在第四卷結尾,皮埃爾成了莫斯科名人,致力於改革社會,同時自贊自誇,自以為是,妻子娜塔莎無比仰慕他,又懷有醋意。

    二十年後的托爾斯泰,正是這個模樣。

    皮埃爾是托爾斯泰分身,世無異議,但中年的托爾斯泰,雖然喜歡皮埃爾,卻毫不掩飾他的自以為是、自吹自擂及固執愚蠢……在《戰爭與和平》字裡行間,這完全可以看得出來。這是托爾斯泰對自己的冷酷解剖,甚至是預言。

    想像使人寬宏,現實使人逼仄。

    想像者寬宏敏感,而道德家則固執而狹隘。

    這不是說:晚年托爾斯泰不如中年托爾斯泰,不過我承認,現在的我,更欣賞中年的托爾斯泰這種寬宏。我們往往太容易自以為是、自鳴得意,能冷酷剖析自己,預言自己未來的,畢竟不多。

     

     

  •  

     

    以前讀張獻忠史料,拉拉雜雜地讀,沒有分類,等到計畫做他的心理分析,驟然意識到:不同史料,價值不同。首先,“同代人史料”與“後代人史料”,價值不一樣。其次,就是“同代人史料”,也分為“面對面關係”與“非面對面關係”。如果要做精神分析,道聼塗説不成,隻言片語也不成,必須“面對面”的史料才成。

    也就是說:至少要找到一份完整的史料,作者曾與張獻忠面對面,朝夕相處。

    如果明朝皇帝,那沒問題,厚厚幾百本《明實錄》供你挑。張獻忠,一個半文盲的流寇,那就難了。

    再說他如此嗜殺,連兒子與妻子都殺的人,誰會跟他朝夕相處後,還有命記錄?

    想想真是異想天開……

    然而還真有!

    1918年,一位四川的法國傳教士出了本《聖教入川記》,根據明末兩位傳教士的原始記錄整理的。這兩人當了兩年張獻忠的官,差點被活活剝皮,最終卻活了下來,逃過人間地獄。這本書裡,正是關於張獻忠的最直接“病情觀察記錄”的整理稿!

    遙想三百年前,兩個傳教士在腥風血雨裡日日“阿門”,畫十字架,終於活著出了鬼門關,留下了這份記錄。你不能不感歎,歷史如此神奇……

     

     

    讀這書,不能不感歎中西知識的差異,時人論及張獻忠嗜殺,大多說是人性惡,而傳教士則明確說,他有“精神病”。由此可見歐洲的心理學高於中國,不始自今日。讀了這書,完全可以坐實張獻忠的“反社會人格”(鄙德症),沒有一條不能坐實,板上釘釘。

    但是,讀了這書,也讓我產生一種對自己原來判斷的懷疑:從精神病學來理解張獻忠,是不是狹窄了?會不會是犯了“無神論偏見”?

    張獻忠的農民軍,不是太平天國那樣的宗教運動,但他本人卻帶著嚴重的宗教迷狂。他的七殺碑:“天以萬物與人,人無一物以天,殺殺殺殺殺殺殺!”最後七個殺的真偽,眾說紛紜,但前面兩句,有實物為證。

    參讀彭遵泗的《蜀碧》兩條:

     

    一雲:賊偶沾瘧疾,對天曰:疾愈,富貢朝天蠟燭二盤。.眾不解也。比疾起,令斫婦女小足,堆積兩峰,將焚之,必欲以最窄者置於上,遍斬無當意者,忽見己之妾足最窄,遂斫之,溉以油燃之,其臭達天,獻為樂。

     

    甲申十一月初十,賊忽驅人至成都東門外洪順橋殺之,舉刃時迅雷奮擊者三。獻怒指天曰:爾放我下界殺人,今乃以雷嚇我耶?用三囗還擊之。是日死骸激水,橋為之折(或曰:即今九眼橋,獻所複修者)。

     

    《蜀碧》為後世追記,但《聖教入川記》亦有類似記載,傳教士勸張獻忠少殺人,他暴跳如雷:“川人不知天命,為天所棄……今遣我為天子,剿滅此民!”可見不是後人污蔑。張獻忠談及“天”,《聖教入川記》裡比比皆是。

    可見,“天”在張獻忠心中,地位特殊,絕非隨口一說,他就像美國電影《異種》裡的那個外星妖孽,對“天”有一種愛恨交集的複雜情感。

    張獻忠還屢屢向傳教士追索天文書。他們大為納悶,不知道張獻忠為何這樣熱衷科學?他們不知道,在中國,天文學不是科學,而是鬼神之學,天命之學!張獻忠雖然折磨他們,卻沒殺他們,不是他們命大,也不是上帝保佑,而是張獻忠認為他們有鬼神之書,天命之書,千方百計要找出來,好讓自己知道自己的“天命”!這跟二百年後洪秀全信奉基督教,其實也就一百步之于五十步!

     

     

    中國史學家,從古至今,均有一種“無神論偏見”,忽視宗教的神秘力量。然而,“宗教先知”在中國史上,不絕於縷,且不說東漢的黃巾軍,就是被張獻忠覆滅的明朝,也起源於明教(拜火教)。只不過,中國沒出過耶穌那樣的“高級先知”,而多是洪秀全、太陽聖殿教這類罷了。

    所以:張獻忠,或許不僅是一個“精神病患者”,而且還是一個反人類的“宗教先知”?也就是俄羅斯文化裡的“顛僧”(又叫“聖愚”,意思為“神聖的愚蠢”)那種類型?

    自問不能自答,改日再來討論。

     

    2012-4-27

  •  

     

    師兄如我,先是詩人,後迷歷史,總結人生曰:“青春作賦,皓首窮經”。

    我還在寫詩,但年歲漸長後,對家族史特別感興趣,又喜歡人類學,便想把歷史與文學都統攝到人類學裡,寫點什麼。讀了一大堆史料後,嘗試用海南方言寫小說,寫了幾篇,發現視野太局促了:以海南島的本土史料來理解海南島,如同只站在人類的立場來理解人類,太淺陋。

    於是放棄小說體裁,想做一部海南史,做不成,又放棄了。

    後來見劉汀,他說:要不一起來寫人物傳?以為容易,遂答應了,結果發現特別難,寫出來的,自己極度不滿意……

     

     

    說這些,不是要談自己,而是想問一個問題:《戰爭與和平》,是小說麼?

    這麼問,或許會被罵作文盲:難道不是?

    不一定,至少托爾斯泰自己就不這麼看。他自己講:“《戰爭與和平》是什麼?它不是長篇小說,更不是長詩,更不是歷史紀實。”

    是不是歷史?也不是,他頗為鄙夷史學家,以為他們不誠實,“辭藻華麗、慨慷激昂而又空洞無物”。

    那麼:《戰爭與和平》是什麼?

    他自己也不知道,但他知道自己的“主題”:“所謂的偉人在歷史事件中,據我看來,只起著很渺小的作用。”

     

     

    原來,用現在話講,《戰爭與和平》是一部社會人類學著作(托爾斯泰死後十年,才有社會人類學)。

    所以你才能明白,為什麼從第三卷開始,關於人類的命運的議論滔滔不絕,讀得你心煩意亂。這些議論,我們以為是“加塞”,托爾斯泰則以為是“正題”。他虛構那麼多人物,一個目的就是要考察人類的命運,沒有這個“主題”,寫甚小說哉?關於人類的議論是“論點”,虛構的人物是“論據”!主奴關係很明確。

    雖然,他的主題,現在看很陳舊,社會人類學早就超過了這個思想,而他的論據“反客為主”,我們則“買櫝還珠”了!

    《戰爭與和平》是社會人類學的前驅,第一篇小說版的社會人類學論文,他的後來者,不是模仿他的《靜靜的頓河》或者《生存與命運》,而是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我的上帝!

    這個發現,我幾乎吃驚得合不攏嘴。

     

     

    這才詫然發現,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心路歷程跟我是一樣的(聲明:不是為我自己貼金):

    1)他對家族史有興趣,對人類的命運有興趣,也跟我一樣,天天跑國家博物館查資料。

    2)也是讀了大量史料後,寫出來的東西不倫不類,最後無奈,才決定採用小說形式寫的。他之所以寫成這樣子,不是出於必然,而是出於無奈!小說家想搞人類學,特長想來想去,也只能是虛構。

    3)《戰爭與和平》的初稿,也是以俄羅斯材料為主,後來他覺得視野太狹窄,遂旁徵博引,拓展到法國與德國的史料。這就跟我寫海南方言小說,寫著寫著覺得逼仄也是一樣的。

    因為這個發現,我對托爾斯泰印象好多了。

     

     

     

  •  

     

    皮埃爾來看安德列,給他傳福音,兩人在落日的湖上裡滔滔不絕:存在呀,生死呀,僕人目瞪口呆,我也目瞪口呆。

    僕人目瞪口呆,是當時的俄國,歐洲最落後,搞農奴制,被西歐鄙夷。皮埃爾與安德列那些話,僕人們聽得如同天書。

    我目瞪口呆,是十多年前,我以及我的熟人們,也談過類似的學院派廢話,什麼存在呀,向死而生呀……現在想起來,臉紅心跳,“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

    《戰爭與和平》設置的年代,是1805年,而《紅樓夢》成書於1784,早二十年。從地位來講,賈寶玉與皮埃爾、安德列接近。大觀園裡也一大堆“家務奴隸”。但賈寶玉的滿嘴佛教話,雖然僕人們也當做瘋話,但倒不難理解。

    為什麼?

    答曰:因為皮埃爾與安德列,其實是西化派!俄羅斯是一個接受歐洲文明的野蠻民族,如同一百年後的我們,“西化衝擊波”源源不斷,所以托爾斯泰們,如同昨日的魯迅、今日的我們,實為一群游離於本土的讀書人。屠格涅夫滿嘴法語,一輩子呆在法國,死在法國。俄羅斯百姓,跟他們的滿嘴“子乎者也”,隔膜得緊!而我和熟人們滿嘴的海德格爾,如同魯迅的滿嘴國民性批判,也是如此!賈寶玉的佛教話頭,雖然來自印度,但二千年了,大家都耳濡目染,不算太陌生。

    列寧說,《戰爭與和平》全方位描寫了俄羅斯人民,這是胡說了。它實為一小撮魯迅、我以及我的熟人們所看見的狭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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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埃爾不信上帝,酗酒、玩女人,頹廢無比。一天,碰見一個共濟會員,被對方以上帝之名訓斥了一頓,幡然醒悟,改信上帝,生命得以“新生”。

    安德列蟄居鄉村,生活死氣沉沉,遇見皮埃爾來“傳福音”,心靈開始振作。一次,他路過原先乾枯的老橡樹,發現它已經枝葉繁茂,幡然大悟,於是得以“新生”,振作起來……

    沒讀過托爾斯泰研究,但我相信,共濟會員教訓皮埃爾、皮埃爾傳福音安德列、安德列看見橡樹,這三幕肯定是大家津津樂道的“橋段”,因為托爾斯泰用了大量形容詞,煽情得緊。

    我相信:這種不時“頓悟”,獲得新生的體驗,來自於托爾斯泰的內心世界。他肯定不時沮喪消沉,靠這些“頓悟”與“邂逅”來振作自己。

    其實我也如此。

    推己及人,我想有一類人存在這種心理模式:重複——沮喪——新生(新意義)——重複——沮喪……

    我們的生命,最常見的是循環、重複。

    以前寫過一段話:“滄海桑田,朝代更替,這是生命的‘巨循環’。一代過去,一代又來,這是生命的‘大循環’。十月懷胎,一朝落地,這是生命的‘中循環’。白天起床,夜晚上床,這是生命的‘小循環’。人生無處不循環,違反常識的,不是循環論,而是進化論!”

    由此,我們最害怕的,是人生的無意義。人生有意義,沒完沒了的重複是可以忍受的,因為可以視而不見,否則我們如同終身不見天日的苦役犯,窒息而死。

    為了女人,有意義;為了孩子,有意義;甚至,為了仇恨,也有意義。這都把我們牢牢釘在生活的大地之上。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其實是無比恐怖的,帶給你的是無休無止的無聊。無聊是人生最恐怖也最難忍受的經驗。

    托爾斯泰,如同他的皮埃爾、安德列們,似乎不斷需要一次又一次邂逅,一次又一次頓悟,賜予他們的生命一個新意義,否則他們就會窒息。

    這樣問題就來了:皮埃爾的頓悟,安德列的邂逅,是“真意義”麼?還是生命為了欺騙人類,讓我們活下去,讓基因得以繁衍下去的“生命的騙術”?

    如果:意義是一種生命的騙術?為了欺騙你我,讓你我相信著生命是有意義的,那是生命最大的騙局……

    托爾斯泰冷酷的一筆:皮埃爾信上帝沒信多久,又覺得生活沉悶乏味,呼吸困難,繼續酗酒、玩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