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时，宰相韩缜以“虐食”闻名于世。《夷坚志》载：韩缜喜欢吃驴肠，每当宴请宾客时也都命厨人供上此菜。而“欲其脆美，而肠入鼎过熟则靡烂，稍失节则坚韧”，因此庖人为了烹饪适当、免除刑责，都事先将一头活驴缚于厨房旁边的柱子上，待“才报酌酒，辄旋刺其腹，抽肠出，洗治略寘汤中便取之，调和五味以进，而持纸钱伺于门隙，俟食毕放箸无语，乃向空焚献焉。”韩的其中一位客人曾目睹过这种场面，说“正见数驴咆顿柱，下皆已刳肠而未即死，为之悚然”，于是以后再也不吃驴肠。但正是像这样的场面，韩缜每一餐“或至于再三”。

裡爾克是托爾斯泰晚輩，1905年跟女友莎樂美去俄羅斯，拜見托爾斯泰，五體投地。路上，裡爾克遇見一個小男孩，也對他五體投地，長大後，小男孩在他與裡爾克、茨維塔耶娃的“戀愛三角”裡出於崇敬，“退避三舍”。小孩是誰？就是帕斯捷爾納克。

讀《戰爭與和平》發現：托爾斯泰與裡爾克有一點類似，那就是對待死的態度。

第四卷，安德列要死了，臨死之前，他越來越崇高，仿佛飛躍人間而去。這個對死的莊嚴態度，依我看，是托爾斯泰自己的一個理想。

我們可以叫做“安德列式的死亡觀”。

托爾斯泰寫道：娜塔莎和他妹妹看安德列逐漸死去，仿佛進入燦爛的永恆，不悲反而肅穆待之，頗有神聖之感。這就是強姦民意的“昇華”了，個人認為毫不可信。不過，托爾斯泰還算老實，沒強迫娜塔莎“昇華到底”。後來，娜塔莎照樣發胖，照樣柴米油鹽，照樣為吃醋而兇相畢露，胖得慘不忍睹……領悟死的莊嚴，對她如同一場戲劇，看完就散場，該幹啥還幹啥，沒啥改變。

我們可以叫做“娜塔莎式的死亡觀”。

安德列是知識青年，娜塔莎是青春少女。他們看待生死，不一樣，安德列比較嚴肅，他的“理想偏執狂”，近似唐僧、唐吉可德，按中國人來看，屬於迂腐。娜塔莎則屬於“享受生活型”，近似豬八戒、桑丘。

裡爾克的代表作之一是《十四行集》，獻給薇拉，一個早死的舞女，這是裡爾克的“娜塔莎”。這部詩集的主題，是打通生死，下麵這首馮至譯的名篇，講懂得死才更懂得生（在文學史家那裡叫“雙重視力”）：

只有誰在陰影內

也曾奏起琴聲，

他才能以感應

傳送無窮的讚美。

只有誰曾伴著死者

嘗過他們的罌粟，

那最微妙的音素

他再不會失落。

倒影在池塘裡

也許常模糊不清：

記住這形象。

在陰陽交錯的境域

有些聲音才能

永久而和暢。

裡爾克這個態度，很安德列，不娜塔莎。娜塔莎也“曾伴著死者/嘗過他們的罌粟”，不過那“那最微妙的音素”，她可是大失落特失落的。

女兒家呀，眼光短淺！哪懂得死的嚴肅莊嚴……托爾斯泰如是誹謗。

“生死亦大事也”，古今中外都頭疼，沒奈何。人皆怕死，這是事實。叔本華謳歌自殺，也沒見他自殺。剩下的問題是，怎麼看待這個事實。或者否認，說有永生。或者假裝熱愛，讚美死亡，如托爾斯泰。或者假裝豁達，如白居易天天喊自己不怕死。

但不管何種解釋，咱們還是怕死……難道你不是？

日常講：“生命無價。”其實這是意識形態，生命當然有價。飛機出事、火車出事，賠多少錢，那就是命價。

原先，我有一個錯覺，以為生命雖然有價，但對自己來說，是無價的。最近琢磨，錯了，對任何人來說，不管多麼自戀，自己的生命也有價格的。這是因為，價格是由社會決定的，我們對自己生命的價格計算，必須依據他人的命價進行計算，不是你想算多少就算多少。社會的價格系統決定了你的價格。你出行，坐飛機，還是坐高鐵？吃飯，吃地溝油，還是吃橄欖油？你的每個選擇，都是在不自覺地估計自己的命價。

有老人去醫院看病，花兒女個千百塊錢，沒問題，花個一百多萬，他心疼兒女了，不願再看了。這就是老人對自己命價的估價：大於一千元，小於一百萬元。

人的生命，從維護到死亡，都有成本，甚至包括“道德成本”。講“生命無價”，最終的影響，不過是把“生命無價”這個道德折算進去，加高命價的價格。但是，道德的價格不可能無限增加，否則航空公司賠到破產，那就誰都沒有飛機坐了。

人的生命如同商品，是有價的，而且可以推論：生產與維護生命的成本越便宜，人命越不值錢，而“人命無價”的道德成本，也就越低廉。

2012-5-1

錄自彭遵泗的《蜀碧》卷三，張獻忠的妖星下凡之解釋：

獻敗時，有侄某潛身削髮，隱於灌縣之三十六峰，號疤和尚。世定後，時時出遊，各伯楚錫公珩遇之，問賊曩事雲：獻忠初起，原圖脫禍，無意殺人，至湖廣率同輩五六，夜盜武當山大廟金頂觜上，見王靈官持鞭喝雲：快去，備非上帝放汝收生，定打殺汝。因此自負為奉天殺人雲（獻侄面有火藥燒痕，故號疤和尚，問其名，終不答。康熙四十年，其人尚在）。

托爾斯泰的冷酷，有一處可謂冷酷到砭人骨髓，那就是寫卡拉塔耶夫之死。

這個“昇華”皮埃爾的貧民士兵，如前所述，被當做“人民的代表”（托爾斯泰也這麼認為），但他被法國人槍殺時，托爾斯泰把筆觸濃墨重彩放在皮埃爾身上，故意一筆晃過，只交代了一聲槍響。

直到晚上，他才寫皮愛爾頓然恍悟卡拉塔耶夫已經被槍殺：

……於是他明白過來：卡拉塔耶夫已被打死了。可是就在這一瞬間，他心裡天知道冒出了關於那個晚上的回憶。那是在夏天，他和一個漂亮的波蘭女人在基輔的自家陽臺上共度黃昏……

看看吧：對於這個虔誠的最後“昇華”皮埃爾的教徒，沒有臨死前的控訴與反抗，甚至被他改變生命的，對他也沒有一絲哀悼與懷念。套用T。S。艾略特的話講，他的死，不是“轟”的一聲巨響，而是“噓”的一聲，甚至：悄無聲息。

一個詞：慘死如狗。

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在36-41歲。那時他是一個小說家，想像力旺盛，看待事物有一種寬宏之感，包括自己。後來的托爾斯泰，如我們所知，成了一個道德家、宗教家，生命軌跡起了巨大變化。

我想：他做夢都想不到，中年的自己，已經準確預言了晚年的自己：

在第四卷結尾，皮埃爾成了莫斯科名人，致力於改革社會，同時自贊自誇，自以為是，妻子娜塔莎無比仰慕他，又懷有醋意。

二十年後的托爾斯泰，正是這個模樣。

皮埃爾是托爾斯泰分身，世無異議，但中年的托爾斯泰，雖然喜歡皮埃爾，卻毫不掩飾他的自以為是、自吹自擂及固執愚蠢……在《戰爭與和平》字裡行間，這完全可以看得出來。這是托爾斯泰對自己的冷酷解剖，甚至是預言。

想像使人寬宏，現實使人逼仄。

想像者寬宏敏感，而道德家則固執而狹隘。

這不是說：晚年托爾斯泰不如中年托爾斯泰，不過我承認，現在的我，更欣賞中年的托爾斯泰這種寬宏。我們往往太容易自以為是、自鳴得意，能冷酷剖析自己，預言自己未來的，畢竟不多。

皮埃爾，無神論者，苦惱於生命的無意義，後來遇見了一個大精英大學者，“昇華”，皈依了共濟會，但沒多久，他發現共濟會是一窩庸人加騙子，幻想破滅，又自暴自棄起來。直到拿破崙入侵，他被俘，跟一個士兵卡拉塔耶夫關在一起，又被這個虔誠的貧民感化，又一次“昇華”，相信上帝，“在一切中看見了偉大、無限、永恆的東西”。

作為一個中國人，這個心路歷程，我甚不明白。

因為，這個虔誠的士兵，托爾斯泰冷酷地寫道，最後被法國人槍決。卑賤如狗。皮埃爾是這個世界上，或許，唯一記得他的人。

這個事實：一個叫做卡拉塔耶夫的農奴，樂觀，信仰上帝，糊裡糊塗捲入戰爭，被法國人俘虜，槍決。

由此，皮埃爾的解釋是：這體現了上帝的魅力。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也有另一種解釋，那就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管你虔誠不虔誠。

這個解釋，我承認，太冷酷，但托爾斯泰這樣寫，就有這個含義在內，而皮埃爾逃避這個解釋，正說明他的“懦弱的善良”。有時候，“善良”正是“懦弱”的別名。

皮埃爾不是尼采，托爾斯泰可不見得不像尼采，他也很冷酷的，只是帶著溫情脈脈的面紗罷了。

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來寫，這種機會哪會放過？他必然大聲疾呼，來上一通瀆神言論以過幹癮的……

以前讀張獻忠史料，拉拉雜雜地讀，沒有分類，等到計畫做他的心理分析，驟然意識到：不同史料，價值不同。首先，“同代人史料”與“後代人史料”，價值不一樣。其次，就是“同代人史料”，也分為“面對面關係”與“非面對面關係”。如果要做精神分析，道聼塗説不成，隻言片語也不成，必須“面對面”的史料才成。

也就是說：至少要找到一份完整的史料，作者曾與張獻忠面對面，朝夕相處。

如果明朝皇帝，那沒問題，厚厚幾百本《明實錄》供你挑。張獻忠，一個半文盲的流寇，那就難了。

再說他如此嗜殺，連兒子與妻子都殺的人，誰會跟他朝夕相處後，還有命記錄？

想想真是異想天開……

然而還真有！

1918年，一位四川的法國傳教士出了本《聖教入川記》，根據明末兩位傳教士的原始記錄整理的。這兩人當了兩年張獻忠的官，差點被活活剝皮，最終卻活了下來，逃過人間地獄。這本書裡，正是關於張獻忠的最直接“病情觀察記錄”的整理稿！

遙想三百年前，兩個傳教士在腥風血雨裡日日“阿門”，畫十字架，終於活著出了鬼門關，留下了這份記錄。你不能不感歎，歷史如此神奇……

讀這書，不能不感歎中西知識的差異，時人論及張獻忠嗜殺，大多說是人性惡，而傳教士則明確說，他有“精神病”。由此可見歐洲的心理學高於中國，不始自今日。讀了這書，完全可以坐實張獻忠的“反社會人格”（鄙德症），沒有一條不能坐實，板上釘釘。

但是，讀了這書，也讓我產生一種對自己原來判斷的懷疑：從精神病學來理解張獻忠，是不是狹窄了？會不會是犯了“無神論偏見”？

張獻忠的農民軍，不是太平天國那樣的宗教運動，但他本人卻帶著嚴重的宗教迷狂。他的七殺碑：“天以萬物與人，人無一物以天，殺殺殺殺殺殺殺！”最後七個殺的真偽，眾說紛紜，但前面兩句，有實物為證。

參讀彭遵泗的《蜀碧》兩條：

一雲：賊偶沾瘧疾，對天曰：疾愈，富貢朝天蠟燭二盤。.眾不解也。比疾起，令斫婦女小足，堆積兩峰，將焚之，必欲以最窄者置於上，遍斬無當意者，忽見己之妾足最窄，遂斫之，溉以油燃之，其臭達天，獻為樂。

甲申十一月初十，賊忽驅人至成都東門外洪順橋殺之，舉刃時迅雷奮擊者三。獻怒指天曰：爾放我下界殺人，今乃以雷嚇我耶？用三囗還擊之。是日死骸激水，橋為之折（或曰：即今九眼橋，獻所複修者）。

《蜀碧》為後世追記，但《聖教入川記》亦有類似記載，傳教士勸張獻忠少殺人，他暴跳如雷：“川人不知天命，為天所棄……今遣我為天子，剿滅此民！”可見不是後人污蔑。張獻忠談及“天”，《聖教入川記》裡比比皆是。

可見，“天”在張獻忠心中，地位特殊，絕非隨口一說，他就像美國電影《異種》裡的那個外星妖孽，對“天”有一種愛恨交集的複雜情感。

張獻忠還屢屢向傳教士追索天文書。他們大為納悶，不知道張獻忠為何這樣熱衷科學？他們不知道，在中國，天文學不是科學，而是鬼神之學，天命之學！張獻忠雖然折磨他們，卻沒殺他們，不是他們命大，也不是上帝保佑，而是張獻忠認為他們有鬼神之書，天命之書，千方百計要找出來，好讓自己知道自己的“天命”！這跟二百年後洪秀全信奉基督教，其實也就一百步之于五十步！

中國史學家，從古至今，均有一種“無神論偏見”，忽視宗教的神秘力量。然而，“宗教先知”在中國史上，不絕於縷，且不說東漢的黃巾軍，就是被張獻忠覆滅的明朝，也起源於明教（拜火教）。只不過，中國沒出過耶穌那樣的“高級先知”，而多是洪秀全、太陽聖殿教這類罷了。

所以：張獻忠，或許不僅是一個“精神病患者”，而且還是一個反人類的“宗教先知”？也就是俄羅斯文化裡的“顛僧”（又叫“聖愚”，意思為“神聖的愚蠢”）那種類型？

自問不能自答，改日再來討論。

2012-4-27

師兄如我，先是詩人，後迷歷史，總結人生曰：“青春作賦，皓首窮經”。

我還在寫詩，但年歲漸長後，對家族史特別感興趣，又喜歡人類學，便想把歷史與文學都統攝到人類學裡，寫點什麼。讀了一大堆史料後，嘗試用海南方言寫小說，寫了幾篇，發現視野太局促了：以海南島的本土史料來理解海南島，如同只站在人類的立場來理解人類，太淺陋。

於是放棄小說體裁，想做一部海南史，做不成，又放棄了。

後來見劉汀，他說：要不一起來寫人物傳？以為容易，遂答應了，結果發現特別難，寫出來的，自己極度不滿意……

說這些，不是要談自己，而是想問一個問題：《戰爭與和平》，是小說麼？

這麼問，或許會被罵作文盲：難道不是？

不一定，至少托爾斯泰自己就不這麼看。他自己講：“《戰爭與和平》是什麼？它不是長篇小說，更不是長詩，更不是歷史紀實。”

是不是歷史？也不是，他頗為鄙夷史學家，以為他們不誠實，“辭藻華麗、慨慷激昂而又空洞無物”。

那麼：《戰爭與和平》是什麼？

他自己也不知道，但他知道自己的“主題”：“所謂的偉人在歷史事件中，據我看來，只起著很渺小的作用。”

原來，用現在話講，《戰爭與和平》是一部社會人類學著作（托爾斯泰死後十年，才有社會人類學）。

所以你才能明白，為什麼從第三卷開始，關於人類的命運的議論滔滔不絕，讀得你心煩意亂。這些議論，我們以為是“加塞”，托爾斯泰則以為是“正題”。他虛構那麼多人物，一個目的就是要考察人類的命運，沒有這個“主題”，寫甚小說哉？關於人類的議論是“論點”，虛構的人物是“論據”！主奴關係很明確。

雖然，他的主題，現在看很陳舊，社會人類學早就超過了這個思想，而他的論據“反客為主”，我們則“買櫝還珠”了！

《戰爭與和平》是社會人類學的前驅，第一篇小說版的社會人類學論文，他的後來者，不是模仿他的《靜靜的頓河》或者《生存與命運》，而是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我的上帝！

這個發現，我幾乎吃驚得合不攏嘴。

這才詫然發現，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心路歷程跟我是一樣的（聲明：不是為我自己貼金）：

（1）他對家族史有興趣，對人類的命運有興趣，也跟我一樣，天天跑國家博物館查資料。

（2）也是讀了大量史料後，寫出來的東西不倫不類，最後無奈，才決定採用小說形式寫的。他之所以寫成這樣子，不是出於必然，而是出於無奈！小說家想搞人類學，特長想來想去，也只能是虛構。

（3）《戰爭與和平》的初稿，也是以俄羅斯材料為主，後來他覺得視野太狹窄，遂旁徵博引，拓展到法國與德國的史料。這就跟我寫海南方言小說，寫著寫著覺得逼仄也是一樣的。

因為這個發現，我對托爾斯泰印象好多了。

皮埃爾來看安德列，給他傳福音，兩人在落日的湖上裡滔滔不絕：存在呀，生死呀，僕人目瞪口呆，我也目瞪口呆。

僕人目瞪口呆，是當時的俄國，歐洲最落後，搞農奴制，被西歐鄙夷。皮埃爾與安德列那些話，僕人們聽得如同天書。

我目瞪口呆，是十多年前，我以及我的熟人們，也談過類似的學院派廢話，什麼存在呀，向死而生呀……現在想起來，臉紅心跳，“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

《戰爭與和平》設置的年代，是1805年，而《紅樓夢》成書於1784，早二十年。從地位來講，賈寶玉與皮埃爾、安德列接近。大觀園裡也一大堆“家務奴隸”。但賈寶玉的滿嘴佛教話，雖然僕人們也當做瘋話，但倒不難理解。

為什麼？

答曰：因為皮埃爾與安德列，其實是西化派！俄羅斯是一個接受歐洲文明的野蠻民族，如同一百年後的我們，“西化衝擊波”源源不斷，所以托爾斯泰們，如同昨日的魯迅、今日的我們，實為一群游離於本土的讀書人。屠格涅夫滿嘴法語，一輩子呆在法國，死在法國。俄羅斯百姓，跟他們的滿嘴“子乎者也”，隔膜得緊！而我和熟人們滿嘴的海德格爾，如同魯迅的滿嘴國民性批判，也是如此！賈寶玉的佛教話頭，雖然來自印度，但二千年了，大家都耳濡目染，不算太陌生。

列寧說，《戰爭與和平》全方位描寫了俄羅斯人民，這是胡說了。它實為一小撮魯迅、我以及我的熟人們所看見的狭窄世界……

皮埃爾不信上帝，酗酒、玩女人，頹廢無比。一天，碰見一個共濟會員，被對方以上帝之名訓斥了一頓，幡然醒悟，改信上帝，生命得以“新生”。

安德列蟄居鄉村，生活死氣沉沉，遇見皮埃爾來“傳福音”，心靈開始振作。一次，他路過原先乾枯的老橡樹，發現它已經枝葉繁茂，幡然大悟，於是得以“新生”，振作起來……

沒讀過托爾斯泰研究，但我相信，共濟會員教訓皮埃爾、皮埃爾傳福音安德列、安德列看見橡樹，這三幕肯定是大家津津樂道的“橋段”，因為托爾斯泰用了大量形容詞，煽情得緊。

我相信：這種不時“頓悟”，獲得新生的體驗，來自於托爾斯泰的內心世界。他肯定不時沮喪消沉，靠這些“頓悟”與“邂逅”來振作自己。

其實我也如此。

推己及人，我想有一類人存在這種心理模式：重複——沮喪——新生（新意義）——重複——沮喪……

我們的生命，最常見的是循環、重複。

以前寫過一段話：“滄海桑田，朝代更替，這是生命的‘巨循環’。一代過去，一代又來，這是生命的‘大循環’。十月懷胎，一朝落地，這是生命的‘中循環’。白天起床，夜晚上床，這是生命的‘小循環’。人生無處不循環，違反常識的，不是循環論，而是進化論！”

由此，我們最害怕的，是人生的無意義。人生有意義，沒完沒了的重複是可以忍受的，因為可以視而不見，否則我們如同終身不見天日的苦役犯，窒息而死。

為了女人，有意義；為了孩子，有意義；甚至，為了仇恨，也有意義。這都把我們牢牢釘在生活的大地之上。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其實是無比恐怖的，帶給你的是無休無止的無聊。無聊是人生最恐怖也最難忍受的經驗。

托爾斯泰，如同他的皮埃爾、安德列們，似乎不斷需要一次又一次邂逅，一次又一次頓悟，賜予他們的生命一個新意義，否則他們就會窒息。

這樣問題就來了：皮埃爾的頓悟，安德列的邂逅，是“真意義”麼？還是生命為了欺騙人類，讓我們活下去，讓基因得以繁衍下去的“生命的騙術”？

如果：意義是一種生命的騙術？為了欺騙你我，讓你我相信著生命是有意義的，那是生命最大的騙局……

托爾斯泰冷酷的一筆：皮埃爾信上帝沒信多久，又覺得生活沉悶乏味，呼吸困難，繼續酗酒、玩女人……

《戰爭與和平》第二卷結尾，皮埃爾獲得新生：突然愛上了娜塔莎，他原來當做妹妹的一個小女孩。這個愛，突如其來，他看見做了蠢事的娜塔莎流淚傷心，突然起了一陣柔情，愛上了她。

皮埃爾這男人，心血來潮，變化多端。這突然的愛，不奇怪。愛情的來臨，使他枯燥無味的生命起了變化，也不奇怪。

奇怪的是：托爾斯泰在結尾，把這場新生寫得震天動地，居然把1812年的彗星拉來墊背，煽情得轟轟烈烈，好沒來由。

這兒，味道就不對，太邪門了。

讀到這裡，我不由得不琢磨是為什麼？

答案或許會讓你洩氣：娜塔莎，一些文學史家認為，原型是托爾斯泰夫人的妹妹，托爾斯泰暗戀她，如同朱彝尊與狄更斯暗戀妻妹。

由此我得出的結論是：從小說來講，托爾斯泰這樣寫，可以說是大敗筆，胡編亂造，簡直是周星馳的《功夫》後半截；但從私情來講，沒有這番柔情蜜意，我寫這小說作甚？

最現實的現實主義小說，潛藏著托爾斯泰最隱秘的愛，或者：xing愛……

朋友裡，喜歡托爾斯泰的不少，豬、劉汀、五十萬。記得一次，跟豬在夜裡喝酒聊天，說托爾斯泰影響他最大。他有一首詩，就叫《塔娜莎》。

傻瓜似乎也喜歡，記得她看我的《安娜•卡列尼娜》讀書筆記，結論是“春風過驢耳”！似乎很有點義憤……

真的，我讀《安娜•卡列尼娜》，完全出諸對朋友們的好奇，好奇他們為何喜歡托爾斯泰，對托爾斯泰倒沒多大興趣。

讀過《復活》《安娜•卡列尼娜》以及《戰爭與和平》第一卷，實在不知道好在哪裡。我猜，這大概是我的問題，因為我喜歡的一些小說家，比如毛姆、昆德拉，說到托爾斯泰就流口水，推崇備至。

但我真是沒感覺。唯一的安慰是，汪曾祺當右派那年，沒書讀，硬著頭皮讀完了四卷《戰爭與和平》，還是不知道好在哪裡。當代第一小說家如此坦誠，我甚寬慰。

這次讀《戰爭與和平》，意圖還是一樣：好奇朋友們為何喜歡它？

最後說的是，此時我讀《戰爭與和平》，與當年托爾斯泰寫它，居然歲數一樣……

我一個習焉不察的“惡習”，是覺得好玩的新鮮事，都跟人說說，乃至喋喋不休。碰了多次釘子後，才意識到：自己覺得好玩的事兒，別人未必覺得好玩，甚至是冒犯。熟人麼，看面子打個哈哈。不熟的，反感就溢於言表了。一次，在浙江富春江上，跟一個女學者興致勃勃講社會生物學，被尅了一頓，說是“反人道主義”！當時詫異莫名，今日思之，甚可笑也。

因為思想變化快，朋友批為朝三暮四，猴子掰玉米。其實，我的思路頗簡單，那就是如下路徑：“文學<史學<社會人類學<社會生物學<生物學”。原來是搞文學的，一路逆行，最後落腳點是生物學：用生物學來觀察人類。

最近才領悟：那位女學者的批判，其實有道理。用生物學來解釋人類，路徑是對的，但是解釋的理論錯了。

1975年崛起的社會生物學，一大謬誤是螞蟻與黑猩猩與人類等“社會生物”一鍋煮，混淆了精神生命與非精神生命，實際上把精神生命“非精神化”了！比如，螞蟻與人類都屬於社會生物，但螞蟻的神經系統太微小，學習能力很差。而黑猩猩、人類這種動物，學習能力豐富異常，遠遠超過本能。如果解釋人類如同解釋螞蟻，結果便是忽略了“精神”這一個變數！而我們人類的勝出，精神是最關鍵的因素。

所以，精神現象如良心、激情、愛恨，應該是社會生物學的關鍵內容！但社會生物學根本沒有這個內容，道金斯們用“利己的基因”，用黃蜂來解釋人類，說服力就不夠了。

現在講破，忒簡單，但我想通這個問題，用了四五年，真是愚鈍啊！

關於這問題，文學的解答是：人有良心，有感情，有愛。這個解答，我現在悟到，很有價值，但必須轉解答為提問，那就是：人類為何要有良心？要有感情？要有愛與恨？

在我看來，這個提問，照樣超越於人道主義，但對人道主義有了一種“同情的理解”，雖然還是會女學者被罵，到底自己交代得過去了……

搞學問的，判斷真偽時，情感無足輕重。日常生活裡，人們則常說：某某，情感大於理性。仿佛理性與感情對立。其實，理性很可能就是感情之一種！

人為何要有感情？

最大的可能，是人這種生物，在行動中時刻需要判斷：什麼重要，什麼不重要？先做什麼，再做什麼？這需要一個價值系統，而價值系統的評判表現，就是感情。

我們的良心、情感、愛恨，源自進化出來的“操縱系統”！

這樣研究生物的學問，尚未問世，我不知道它會叫什麼：“認知生物學”，或者“生物解釋學”？

不過，我可以推測它的可能構成：

第一塊在哲學裡，叫“解釋學”，是黑格爾、狄爾泰、韋伯、海德格爾、伽達默爾這批德國人搞起來的。他們為了討伐“自然科學”，搞起了這門“精神科學”，提出了一系列命題：移情、前理解、視界融合……

第二塊在社會人類學裡，叫“符號互動論”，米德、戈夫曼為代表，美國人搞起來的學問。

第三塊在生物學裡，叫“動物行為學”及“社會生物學”。動物行為學是勞倫茲、廷伯根等德奧學者搞起來的，社會生物學則是他們的弟子，以美國人為主。他們的研究中，移情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研究模式，在自然科學裡，這是另類。

第四塊在心理學裡，叫“認知心理學”或“人工智慧學”。這是當今最為蓬勃發展的學問，這一部分學問，可以說是美國人搞起來的。社會生物學的毛病，是死死抓住“基因”，忽略了“精神”，現在想來也是沒奈何，1975年，人工智慧學正陷入僵局呢！做學問如同媳婦，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第五塊在數學裡，叫“博弈論”。

世間真會有這樣一門科學麼？想想都很期待……

2012-4-25

那個萬千寵愛的彼得•潘，走了十五年 

誰說過，王小波走的時候，很寂寞，如同雞蛋那樣的寂寞。他說錯了，他不知道，這是一個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大孩子，一個彼得·潘。從不寂寞的。

為什麼？因為他哥哥騙他，騙他偷父親的書出來一起看，說：你人小，父親不會揍你的！他哥錯了。他父親真的揍他，可憐他又跑得沒有哥哥快。

為什麼？因為他父親揍他，父親吃盡了文科的苦頭，期望孩子好好學一門理科，別受二茬苦。父親也錯了，二兒子雖讀了理科，最後還是投身文學，不能自拔，就像一顆當不了白玫瑰的狗尾巴草。

為什麼？因為他妻子愛他，他辭去公職，關在家裡寫賠錢的小說，她不曾說個不，由他胡鬧。

為什麼？因為他的老師許倬雲喜歡他，每週跟他呆在匹茲堡的教研室，聽他把腳擱在桌上瞎侃。如此視你如朋友、縱容你的老師，你有麼？

騙他的哥哥，跟他讀馬雅可夫斯基。揍他的父親，教他邏輯學。愛他的妻子，跟他做社會學調查。縱容他的老師，跟他談人類史的“萬古江河”……他的機緣，你能有麼？

不能。

只有這樣一個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大孩子，才說得出這番話：他期望自己的一生，如同躺在清澈的小溪水裡，看流過的浮雲、晨星與落葉。他的“精神家園”，是活在這個世界上，做一個自由的人，做一番人文的事業。

如果你讀多了中國歷史，會覺得這太不像一個中國人，哀莫大於心死，在這個世界上，做魯智深容易，做林妹妹容易，做阿Q容易，做一個身心皆活的活人，談何容易？

要理解這個大孩子，有一本叫做《沉默的大多數》的散文集。在散文裡，他談到了一頭特例獨行的豬，談到了人為何要自由，為何要愛智慧、愛異性、愛有趣。特別是，為何異想天開如此重要，甚至比自由更重要，因為人的最高自由，最後要落實到可以肆無忌憚的異想天開。

對於這個大孩子，“理解”是不夠的，“思想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長青”，還要有“體驗”，那就是看他的小說。這些小說，有的寫的好，有的寫得不好，但有一個貫穿始終的主題，那就是人類到底需不需要智慧、有趣與異性，還是要把無知、無趣、無性當糞便塗在自己臉上，最後把自己變成一條蛆，並幻想那就是天國。

那個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大孩子，活了四十六年，走了十五年：太嫉妒於我們人類所擁有的珍寶嗎，上蒼？

寫《相遇》遇見瓶頸，改讀倫理學，發展了自己的一些觀念。我的思路，屬於功利主義倫理學這一派。這一派，源自經濟學，所以，經濟學公設——“理性自利人”，利益計算，也就影影綽綽，不可避免了。

朋友是主情主義者，反感這類“道德經濟化”的分析框架，批判曰：這樣討論道德與情感，未免太冷酷。

這個批評，我很意外。

在我看來，我們在生活中，不是計算後才行動的，而是邊衡量邊行動的，並且在行動中包含情感。然而，這並不妨礙將情感換算為金錢，如同大米不同於牛肉，一樣可以換算。

有一個笑話講，一個教徒問神父：“神父，我們能在祈禱時算帳麼？”神父勃然大怒：“當然不行！”又有一個教徒問：“那麼，我們在算帳時能祈禱麼？”神父欣欣然曰：“當然可以！”

這個笑話的關鍵在，人們下意識設置了一組二元對立：算帳可鄙，屬於夏洛克式的行為，而祈禱神聖，是朝向崇高的。這組對立，我不以為然，如果我是一個宗教徒（我不是），只要我不傷天害理，坑蒙拐騙，算帳為何不如祈禱？

反感計算，我認為，純屬社會語境引發的情緒，卻不見得正確。其實，價格是人類的一個偉大發明，如同微博，價格系統則是第一個網路系統。沒有價格系統，物品無法產生交換尺規，資源就無法流動，人類社會就被切割成一個又一個孤島，太危險了。正是由於“價格系統全球化”，中國人在鴉片戰爭之前兩千年，已經借助於瓷器、絲綢、白銀、黃金等，融進了世界經濟。

事實上，一部分道德或情感可以直接換成貨幣，中國人叫“人情”，商品經濟侵入宗法社會，人情貨幣化，導致了鄰裡感情淡漠，有目共睹。一部分道德與貨幣，是存在互換關係的。大抵來講，宗法社會，人情味兒勝過商業社會，原因在此。

不是說，道德或情感就是貨幣，而是說：有一部分可以被貨幣代替，另一部分不能被貨幣代替，但可以被貨幣衡量。如此而已。

從進化論來講，“理性自利人”有一個盲點，那就是忽略了人類的“良心”、“道德”與“情感”。這個盲點，導致許多經濟觀察出現嚴重偏差。

最著名的一個博弈論案例：規定甲與乙分享100元錢，由甲負責分配，但分配方案必須乙同意，如果乙反對，雙方便一無所獲，雙輸。按照“理性自利人”來說，天上掉下一百元，乙就是只得一塊錢，也是賺的！但是，實驗證明，只要甲提出自己拿99元，乙拿1元，乙都斷然拒絕這個方案，導致了雙輸。乙的情緒，我們不難理解：奶奶的，這太欺負人了！為了公平，為了憤懣，一元錢就被乙犧牲了。在這個情境下，道德或情緒的價值至少大於1元。

道德不是黃金，難以量化，但它也是有價格的。所以，經濟學的“理性自利人”，應把道德與情感的價格折算進去。

“情感”、“道德”（良心），與以飲食男女為代表的“利益”，不是一個東西，如同蔬菜、牛肉與電腦不是一個東西。但在我看來，它們完全可以在一個系統裡進行計算的，為什麼不呢？我們個人的生命，是在一個價值系統裡運轉的，對你我來說：什麼重要，什麼不重要，誰心裡都有一桿秤。這桿秤，就是你的價值系統。而價格系統，正是我們價值系統的一個外化。我們的價值系統借助價格系統，與他人交流，並不斷修正。

為了愛，我願意拋棄一份好工作，這裡有計算，但毫不可鄙。知道我們選擇要付出的代價，有什麼可鄙的呢？我們常說“感情无价”，“無價”兩個字，便有計算在內了。

2012-4-21

      这个月太细碎了，做什么事情都没足够的时间。熬到晚上，好容易写点短文，还要被审核个没完，贴不出来。估计到7月份都闲暇不起来……

人類的利他規則，或叫“良心”，或叫“道德”。它壓抑個人的欲望與自由，因而是一種惡，不過從結果來講，它往往能夠得到更大的利。所以，張獻忠這樣的“悖德症”，人類裡不過占4%。

是之謂：以小惡換大利。

良知，王陽明認為出諸先天。

的確，很多人抉擇時，聽到過發自內心的聲音，仿佛真有一個“我中之我”，對他們說話。其實，良心也好，道德也好，不是一個住在我們腦子裡、指揮我們做這做那的生物，而是一種決策規則。把它說成像是一個生物，只是出諸方便。

而且，先天與後天，差別沒那麼大。後天的，如果有利於生命繁衍，導致擁有它的團體與個人在競爭中勝出，會逐漸轉換為先天的。

在此假設： “道德”是後天的，“良心”是天生的。

道德，不是死命令。它可以加減乘除，可以計算，實為一種計價系統。認為它一字不易，萬古不滅，是一種意識形態。

事實上，道德始終處在不斷地調適中。

文天祥寫《正氣歌》，說：“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這個“正氣”，落在人類身上，他認為就是“良知”。為了天地正氣，他慷慨赴死，但是，他原諒了弟弟的降元，並為之辯護，說弟弟是為了保存家族才這麼做的。我為了國家赴死，你為了家庭偷生。為了家族，赴死就可以打折扣——這就是一種道德計算。文天祥不是一個迂腐的聖人。

道德計算，無所不在，我們叫“從權”或者“變通”。

道德可以計算，良心不能，因為它是先天的，根植於腦子。據《神經元經濟學》，違背良心，我們會產生內疚感，偽軍鬥志不如八路軍，人肉比豬肉便宜，都是良心積少成多的結果，我們不能違抗。

問題是，對於生命來說，良心有時需要，有時不需要，比如一個墜機生存者，飲食斷絕，吃同類肉者則生，不吃則死，怎麼辦？有人不忍吃，竟至於死。這人是有良心者，但對於生命來說，為了良心戕害生命，得不償失。

這種時候，生命就要想辦法麻痹良心。良心如同一種管理制度，無害甚至有利時，生命支援，有害時，生命就得想辦法把它的壞處減到最小。

怎麼辦？良心不能計算，但可以麻痹。

麻痹良心，是我們習焉不察的行為，也是良心的靈活處，如果道德不容許變通，良心不容許麻痹，人類早就滅亡了。

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格蘭姆的電擊實驗，解釋了一種麻痹良心的方式。他發現，直接叫你電擊活人，目睹他們慘叫，你的良心受不了，會拒絕再做。但是，如果告訴你，這是科學權威吩咐的，你的良知就卸責了，你可以心安理得地電擊他人，無視他們的慘叫。推諉給權威，就是麻痹良心之一則。

如果一個德國納粹戰士，拒絕殺戮猶太人，他會被處決，為了保命，他的良心雖然不滿，但不敢吱聲。但這樣太消極，不利於內心的健康。更積極的方式是，推託有一個更高的良心在，比如希特勒，讓自己的良心服從他。我們可以推說：猶太人是惡棍，威脅人類，這樣，良心上就不存在任何責任，甚至如同馬達一樣劇烈發動起來……

麻痹良心也好，維持良心也好，歸根到底，都是生命的自利驅動。

                                       2012-4-19

《家畜人》裡，計畫有一篇專寫張獻忠。對張獻忠一直很感興趣，不是因為農民戰爭，而是因為他的精神疾病。

想到一點，先記在這裡：

張獻忠殺人如麻，古往今來，不是最多，卻最殘酷，殺敵人，殺貧民，殺到沒人殺了，殺自己部下，而且是大批大批地殺，兒子也照殺不誤。這件事，起初以為是敵人污蔑，後來讀法國傳教士寫的《聖教入川錄》，他們被張獻忠裹挾，是親歷者，也有同樣記載，才知道是真的。

按照心理學，這種精神疾病其實毫不新奇，而且板上釘釘，叫“反社會人格”（sociopathy），又叫“悖德症”（moral insanity），“無罪感”（guiltlessness），直白說就是“沒良心”，是一種無法矯正的性格缺陷。

據美國精神病學協會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症狀分為七條：

1. 無法遵守社會規範

2.慣於欺騙和操縱他人

3. 易衝動，無法事先計畫

4. 易怒，對他人具有攻擊性

5. 毫無顧及自己或他人的安危

6. 總是不負責任

7. 在傷害、虐待他人或是偷他人的東西之後不會感到悔恨

目前的研究認為，大約4％的人屬於這種情況，也就是說，25個人當中就有1個。就算高估了10倍，250個人當中才有一個，那也夠嚇人的。

我感興趣的是，“悖德症”如此之高，人類群體如何避免這類人的傷害？如果他們都掌握權力，人類還不被殺盡？一個張獻忠，就幾乎殺盡了四川。而且，“悖德症”患者大都奸猾狡詐，智力高人一等，奪權可能性很高。

“悖德症者”是4%，而不是96%，很容易推想，一個團體裡，如果大家都是“悖德症者”，最後必然誰都不討好，自取滅亡，而正常人團體反倒能勝出，繁衍後代，所以“悖德症”，只能是少數。這在博弈論裡，叫“鷹鴿博弈”，大家都當鷹，或者都當鴿，群體必然滅亡，最後的進化博弈，決定了鷹鴿必有一個比例。4%與96%的比率，也是這種博弈的結果。

“悖德症”，其實不是疾病，正如美德不是健康，而是一種生存策略（這樣說，是不是太殘酷？）。

那麼，什麼機制阻止了“悖德症者”占上風？

答曰：合作。

人類是社會生物，最大的優勢是合作共存，而不是內部傾軋，偏偏“悖德症”者不善也不喜歡合作，愛內亂，愛搭便車，狩獵自己的同夥。人類集團，越發展越龐大，合作程度越來越深，不善於合作、不愛分享者，往往會被其他同僚擠下來，很難走到集團的上層，獲得最高權力……科層制的出現，更使得“悖德症者”為所欲為的機會大大被壓制。

這就決定了：“悖德症者”占上風的領域，或者是小團體，或者是暴力集團，特別是從小團體突然暴漲的暴力集團。但是，陰差陽錯，暴力集團的突然得勢，張獻忠扶搖直上。

於是，這個人的精神疾病，遂導致了人類的大規模死亡。

                                                         2012-4-18

     传教士的职责，是欧洲版的普度众生，普世价值。但是来到中国后，看到无所不在的贫穷，又不能掩盖人性里的怜悯与鄙夷，以及由此产生的高人一等情绪。她们的家信，口口声声都说自己脑子里没有种族主义，但字里行间，又免不了这种看法。

     记得顾准晚年，说起底层人，他老老实实说，革命者说的人人平等，只是工作不同，不是实话，自己对底层人就是怜悯，没觉得平等。这是实话。却也是悲哀的实话。因为顾准当时妻离子散，身无长物，就是他打算怜悯的底层之一员。他怜悯自己吗？当然不，他以为自己是革命者，士大夫，高人一等。

     人有贵贱，平等是一种理想，当然，有这种理想，总胜过赤裸裸的一点都没有。

     有的传教士，为了证明内心的优越感，居然离经叛道，信了基督教的大敌达尔文主义，声称：上帝造人时，种族没有差异，但是自然选择，使得欧洲人的人种比中国人高级起来……这就是《动物农场》里的，两条腿的动物都平等，但猪更为平等。他就不想想，中国环境这么恶劣，中国人生命力这样顽强，要照进化论，将来优胜劣汰的，是他们这些养尊处优的欧美人呢！

     这种有神论进化论，好比魏晋玄学那帮嬉皮士，声称官员都是人，但是大隐隐于官的官员更了不起。从古至今，为了证明自己的高人一等，大家都绞尽脑汁，挖空心思，我有慧根啦，我得道啦，我是欧美人啦，我是钢铁材料啦，我们都辛苦了……

      最近忙，《相遇》也搁下了，念念不忘，却也无可奈何，中午休息时补一条。

      在华传教士，都雇佣仆人，不雇不可能，说到底，工价太廉价，中国雇佣四个人的工钱，美国只能雇佣一个人，今天也如此啊。雇佣的，至少三类不可少：苦力、厨子、管家，有孩子的，则还得有保姆。这样，来华的传教士也就从家务劳动中脱离出来了，可以忙于传教工作。一次，某传教站经费削减，一个新来的传教士不知好歹，建议削减仆人，群起反对，原因很简单，没有仆人，他们根本就没法生活，因为每个人都有好几个仆人。有一个女的，一个人吃饭，五个人伺候！

      我想，他们对我们的先辈，怜悯有之，轻视也有之的，人性不能免。地位互换的话，我们也如此。而传教士传教的第一批对象，也是仆人。这些仆人的信教，出诸利益，还是信仰，也就可想而知了。但一旦成了习惯，这些仆人的后代则成了虔诚教徒，这就是利益与信仰的互换，最初出诸利益，最后成了信仰。

      但是，传教士也不怎么乐意国内知道这事儿，因为这样，他们的牺牲自我，国内就不那么以为然了，资助的金额也就会少了。看到这里，觉得真是很人性，趋利避害，本是人的本性啊。

      需要依赖仆人，他们也担心仆人教坏自己的孩子，回国不能适应，所以教育孩子的工作还是尽量削减仆人影响的。

     跟两个外企的聊天，讲到美国来华的中层干部，月薪不少于三万元，生活如在天堂。 突然醒悟，其实，传教士如果剥去传教的面纱，本质上也是一种外企白领。好多传教士，出身中西部美国，乡村苦孩子，跟美国西部孩子一见面就自卑。但一来到中国，陡然发现自己进入了中产阶级乃至上层阶级。做饭做菜不用自己动手，全由中国仆人来做。那叫一个舒适！

    有一个传教士家庭，生活得很滋润，义和团运动后，被迫回家躲，结果一家九口，过得叫苦连天，还是中国好啊……

     一百年前的中国，以及世界，谁最猖狂？英国鬼子。美国传教士，估计被英国鄙夷了，耿耿于怀，觉得英国人势利眼，猖狂，僵硬。家信里都是挖苦，认为还是美国人好，出生在自由的土地，拥有最自由的民主制度，英国相信暴力，必不长久……又说英国传教士对待中国仆人态度恶劣，一点都不民主国家。

     另一方面，美国传教士大都是中西部的农村苦孩子，看见英国人大都有文化，彬彬有礼，也不由得自卑，羡慕之。

     矛盾很大。

     谁知道呢，不到五十年，形势逆转，美国一跃而为世界强国，而英国穷到连航空母舰都买不起了。而现在我们骂美国的话儿，就是当年美国骂英国人的话儿……

      一个女传教士。

     她聪明过人，天赋异禀，跟钦佩的丈夫一起到南京。当时规定，传教士必须通过语言考试，否则不得传教，也不具备在教会内部事务的投票权。

     她轻松过了中国语言关，她丈夫却被难住了，抓耳挠腮，自信心备受打击。她获得了投票权，但她跟家里说，她不会去投票的，如果丈夫还没过语言关。

    一道考试难住了一个家庭，为难了一个妻子。

     讲结婚的女传教士的一段文字：

    她老了，揣着自己孩子的照片巡回传教。她发现，“有六个孩子在美国何等骄傲啊”！经过长年的孤独与磨难之后，她得出一个结论：“我发现中国是一个可以在此变老的国度”。

    莫宁格尔也这样想吗？她没有孩子也没有丈夫。

      美国孩子，一般到十二三岁，就必须送回本土读书，免得太生分了自己的祖国。这在父母，就是天各一方，无比痛苦的，但为了孩子的将来，必须这么做。哪里的父母心都是一样的。有母亲给孩子写信：“现在你在哪里呢？我不知道。到哪儿我都不能不想你。因为你，我太孤独了……”

      孩子呢？从一个集体主义的中国，回到美国，也觉得特别陌生，必须度过一个痛苦的适应期，有的孩子甚至心生怨恨，怨恨自己父母为了传教事业抛弃了他们。不过，这些孩子后来学习成绩都很好，并且对中国有感情，后来成了中国通。由此，1949年美国从中国大撤退，他们被指责是太亲近中国人，被毛主席蒙蔽，导致美国失败……

     结婚的女传教士，挣扎在家庭与事业中间。她们发现，“在异教徒的中国比在本土更易淡漠上帝”，因为忙着养育孩子，实在顾不上。其实，她们倒不干多少家务活，而是忙着在家里营造美国本土氛围，免得自己的孩子被异教徒的中国毒化，最怕自己孩子变得跟中国人一样“虚伪”。中国人的多礼，在他们那里变成了虚伪……有点过分了。

    因为环境恶劣，孩子病死常发生，这就将她们推进了绝望的边缘，和中国妈妈的绝望不同，她们的绝望都跟上帝联系在一起的。她们常常怀疑是自己造了什么孽，引得上帝惩罚她们……

   “有人认为，这是对自己信仰的审判。”

      帮人校对，校对到鲁迅的这句话：“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这话儿是用来当论据的，琢磨一下，第一个论据是丑化资产阶级大亨，然而根本就是鲁迅想当然。美国二十世纪初期的大亨，都是摸爬滚打出来的，炒股，推销，苦力，什么没干过？人家比鲁迅苦多了。可不是我们这的富二代，鲁迅自个儿不了解情况，瞎说。

    第二个论据，当然是歌颂劳动人民了，可惜也是胡说，林妹妹当然不喜欢焦大，但焦大当然喜欢林妹妹了，以为他们喜欢祥林嫂啊？看看历史吧！就是鲁迅自己，扪心自问，不喜欢林妹妹啊？大学生都是林妹妹的。

   人要论证歪理，就会扭曲事实，所以，就是文笔犀利如鲁迅，仅仅一句话里，就出了两个毛病……

      英国教会与美国教会之区别，前者主要传教，后者50%教书，办医院。英国鬼子也有下错棋的时候，不过，也许是约翰牛实在是没有钱了。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7页。

      本来，meiguo政府不热心教会在华工作，嫌他们没事找事，出了事还要擦屁股，而且国内搞排华法案，觉得在华传教浪费钱。美西战争与义和团运动后，M国进入太平洋，而且义和团太凶，教会伤亡没法向国人交代，遂造成两者之合流，政府开始全力支持教会活动。